砌体的轻与重︱从森佩尔到当代

Ákos Moravánszky,The Pathos of Masonry

戈特弗里德·森佩尔(Gottfried Semper,1803~1879)在《建构艺术中的风格:或实践美学》(Style in the Technical and Tectonic Arts: or, Practical Aesthetics.)中指出了砌体的双重特性:轻如表皮,重如堡垒。

砌体之轻:轻如表皮

森佩尔在1849年参观卢浮宫时看到了古城墙遗迹,它的装饰不是建筑的产物,而是借用了其他材料。 在他看来,这些遗迹印证了他的表皮理论(clothing theory):墙作为表皮界面要素是主要的,而作为结构要素在建筑中是次要的。就像“结”一样,而成为一种文化审美的符号,而不仅仅是因为两个元素的连接需要。 森佩尔的表皮理论在今天仍然启发着我们。

尽管森佩尔关于墙体表皮起源的理论根源于历史决定论,并被现代材料真实性论所误解和批判,但它仍然影响着20世纪砌体的美学。赖特发明花砖砌块,就是为了让混凝土砌块实现织物般的效果,甚至在文章自中称织布工。

砌块被阳光照射,在桉树之间砌筑起来。织布工想象着他们的情态…标准化确实是工业生产的灵魂,在这里建筑师把它作为一个原则,并用来编织。是的,他用钩针编织了一种自由的墙布,具有各种各样的建筑美感。

1932年, 赖特 Frank Lloyd Wright
Frank Lloyd Wright: Storer Residence, 1923

砌体之重:重如堡垒

在森佩尔的原始技术体系中,实体建造(stereotomy)是一项古老的技术。沉重的土堤和台地不具有建筑其他部分的拟人化、有机特征,而是一种无生命的无机物。

实体建造的建筑是均质密实的,最古老的代表是圣坛,一种用来祭祀的人造高地。 森佩尔强调结构这个词的词根struere,暗示着空腔空间的填充。 实体建造意味着建造物三维上的深度,以及他所带来的内部空间。

皮拉内西(Giovanni Battista Piranesi 1720-1778)在他的作品Antichita Romane中花重笔墨描述了想象监狱(Carceri·d’Invenzione)的石砌体墙,巨大的断面所带来的震慑效果。从那时起,砌体就与地牢厚重封闭的氛围联系在一起。这也与堡垒的建造方法有关,它意味着沉重的体力劳动,而不是轻巧的编织的艺术。

Giovanni Battista Piranesi: Masonry foundation to the Theatre vin Marellus in Rome

技艺诚实性

Werner Linde与 Friedrich Tamms合著的《砌体》(Mauerwerk)一书中强调了“技术诚实性”。作者声称,我们已经学会了掌握自然的力量,但却失去了对它的崇敬。受“技术诚实性” 观念影响,重的属性成为砖石建筑的决定性特征,限制了森佩尔的轻表皮理念发展。

但这种 “技术诚实性”观点在19世纪就遭到质疑了,拉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将其为罪恶之源,视为砖石建筑单调乏味背后的原因,所谓材料诚实只不过是守旧者的说辞。

贝伦特(Walter Curt Behrendt1884-1945)认为,建筑过程不应该被合理化和工业化,而应该保持个人的、创造性的行为。另一方面,弗里茨·舒马赫(Fritz Schumacher)希望找到材料自身的逻辑,即使作为表皮,砌体也不会像涂料和抹灰那样能被贪婪地作为装饰手段,因此,它有一种天然的抵御能力。

多元的砌体表达

密斯

密斯砖宅传达一种精确的建造,不容许任何失控。

Architecture starts when you carefully put two bricks together.

Mies van der Rohe

阿尔瓦 · 阿尔托

与密斯相比,阿尔托完全是另一回事,因为他追求的是灵活的标准与材料所带来的情感,在Baker House中他特意使用“次品砖”以最原始的砌筑方式建造大尺度的墙体,最终所呈现的是似是而非氛围:既不是古老砌筑工艺的怀旧,也不是工业化标准建造的严肃。

王澍的对砌体材料把控和阿尔托非常类似,将传统瓦爿墙陌生化处理,放大到公建的尺度,建造过程也介于控制与失控之间。这种似是而非的特点也同样表现在王澍的建筑语汇中。

既不古怪,也不熟悉。它什么都不像,又什么都像:它容易阅读,然而,它又毫无意义,它抵制我们,最终失去了那些先前人们授予它的那些形容词。

罗兰 · 巴特,符号帝国

路易斯康

路易斯康的埃克塞特图书馆是一个妥协。最初,他设想了带有拱形开口的巨大砖墙,然而最后采用了砖砌混凝土过梁。达卡的政府建筑有意为这古老的技艺寻找与皮拉尼西亚风格的联系。

迪埃斯特

与混凝土相比,砌体不适合在屋盖上。小规格的原因,必须使得使用拱顶或额外的加强形式。乌拉圭建筑师埃拉迪奥·迪埃斯特(Eladio Dieste)的设计理念追随了安东尼·高迪(Antoni Gaudi)的脚步,他的作品属于砖砌体的顶峰。Dieste使用了具有双曲率锥形表面的独立砖墙(Atlantida教堂,1960)。他发展了一套砖石结构形式的词汇,这是合理的,但同样高度表达像高迪的设计。因此,他对大公司的普遍态度提出了挑战,在这种态度中,合理化和效率只不过意味着死板地应用可预测的解决方案。Dieste认为,推动这种组织的是资本积累,而不是效率。这就是为什么他选择了另一种方式,用一种具有建设性智慧的古老材料,而不是材料研究的最新进展,作为一种薄薄的覆盖物,一种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