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多·罗西 Aldo Rossi

将语言学模型转移到城市尺度的一个最著名的例子,是阿尔多·罗西( Aldo Rossi )的《城市建筑学》(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City),这使他得以论证建筑能够在自身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容纳用途和意义的无限变化。他写道:“永久性的元素在城市研究中的意义,可以被比作语言学中的固定结构。这一点当把城市研究表现出与语言学研究的类比性时尤为明显,特别是从它的变和不变的过程的复杂性来看。”但是,这种针对城市作为一种语言系统的兴趣转移,依然部分的是由那些怀着自己理论目的的符号语言学家们提出的。罗兰·巴特写道:“那些在城市中行走的人……即是一种读者”。但是他提醒我们注意这点的原因,却是为了说明对任何东西都几乎不可能得到一种确定的和清晰的解读。巴特对城市的兴趣恰好处于他后结构主义阶段的开始,在这个阶段,他认识到任何确定的所指都是难以捉摸并最终完全无法获得的。在同一篇文章中,对于城市他评论到“在任何文化或心理的复合体中,我们面对着符号无穷的隐喻之链,其中所指自身永远退向或成为另一个能指。”这在城市中尤为明显,并制造了他称之为城市的“情色层面”,即它们的无穷隐喻的本质。巴特对于城市的符号语言的可能性的兴趣,至少似乎部分的来自于情境主义者们( Situationists)的心理地理探索以及他们的“漂流”技术(“漂流”被用来描述随着人在城市中的移动,而对城市的片段进行主观的重组),扰乱城市的常规再现并主观地重构它的经验——虽然境遇主义者的完全与文字无关的遭遇城市的方式,也被亨利·列斐伏尔和其他人用于抵制语言学模型对社会现象分析的入侵。

词语与建筑物

米兰建筑师阿尔多·罗西满足于作为一个虽然广被敬仰,却鲜为人所理解的,被称之为新理性主义的意大利流派的领导者的受人崇拜的角色,这个流派乐观地称自己是趋向派 (Tendenza)。

这个流派代表了一种与意大利的政治极端性相平行的建筑学思潮,这种极端政治所秉持的是对自墨索里尼所希冀达成的任何永恒性感觉彻底破灭 之后要呼唤一种社会的新“秩序”。

激发了新理性主者这种特别的无秩序状态的是混乱的郊区组群,这些组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环绕着一些大城市,如罗马和米兰,如雨后春笋般滋衍繁盛了起来。建筑学的拯救之路,在趋向派的眼中,是返回到一种建筑秩序的极端形式上来。

类型学

罗西所关注的是“类型学”的分析。他相信“城市中的建筑”(The Architecture of the City)可以简化为一些数目有限的类型,而每一种类型又可以简化为一种柏拉图式理想主义的简单形式。

因此,例如每一种居住建筑,从宫殿到茅屋都变成了一种单一的类型—“住宅”一一这可以演绎出几种简化了的、几何化的形式,所有现存“住宅”的某种单一规则的永恒压缩。

罗西的简化的幻象来自于一种多样化的模式种类:人们熟悉的后现代主义象征性的和历史隐喻性的目标;洛吉耶的将建筑返回到以“原始棚屋”为主题的建筑学;部雷和勒杜的几何化的体块;以及最为明显的,由20世纪20-30年代法西斯意大利建筑师们所严格地重新诠释了的盛期现代主义建筑思想。这最后一条远非趋向(Tendenza)派对现代主义所进行的天真无辜的复兴,这种法西斯现代建筑的再现是对绝大多数意大利人的一种公开蔑视,是一种与文丘里低俗地方化和耸人听闻的拉斯韦加斯的应用相平行的、刻意制造的震骇效果。

简化的形式与意义的多样化

因此,罗西的策略是斯特林、霍雷恩及其他人“拼贴”方法的颠倒。与运用一些不同形象的会聚来建造某种充满隐喻的“博物馆”或“旅行衣柜”的做法相反,他是透过一种简单、简化的形式而唤起某种意义的多样化:一种浓缩了的梦幻的形象,如其所是, 而不是一种如梦的片断。

毫不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他的设计,特别是他所钟情的类型,如纪念性建筑、墓地建筑以及精神病院,常常具有某种令人难以忘怀的、奇异怪诞的暗示效果。在这里,罗西充分依赖的是在超现实主义设计中的东西,常常令人联想起乔吉奥·德·基里柯(Giorgio de Chirico):夸张的尺度和比例,封闭的、禁锢性的墙体,强迫性的重复,还有反常的相互毗邻。

最后应该提到的,或许是他的作品在视觉上获得的成功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他手法简洁的建筑物与周围通常十分混乱的环境之间,在色彩、尺度和形状上都看着令人震撼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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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这层意义上说,缘于形象确定的名词性,记忆方式的片段性特征,使后现代主义者在拒绝理性程式的过去同时,接受了一个解体的,从现在直至远古的支离破碎的形象世界,因此就可以理解罗伯特·文丘里在《向拉斯维加斯学习》中提倡的东西。也可以理解阿尔多·罗西何以把他的形象词典从医院一直包容到监狱。并把这一切组成一划一的程式企求建筑的普通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