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就设计语言本身来说，如果认为在城市的构成方面有什么普遍可以接受的前提，可能就是：现代建筑的语言不再被当做一种权威性的元语言了。借助于符号学，我们洞察到建筑语言的双层结构模式。具体的建筑词语远非是透明的，它既不直达功能确认，也不直达所谓精神意义的表现。于是，我们关心，甚至发展建筑语言自足体观念的分析。因此，我们认为语言学就是一种最佳的工具：借助于它，我们不仅可以精于城市分析，而且还可以掌握使城市的构成有意义的结构与规约，并以为这有助于消除现代建筑非分析性的独断话语，于是，我们开始谈论一种学理的解放，但正如巴尔特对这类当代人文现象所洞察的：“解放的呼声……，它们都以权势话语的形式表达出来。人们兴高采烈地使那些已被粉碎了的东西重新出现，却没有注意，到他们这样做时又粉碎了其它的东西。”（《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座就职演讲》） 我们借助于符号学瓦解了曾经主宰现代城市的建筑语言，谈论着城市不是在功能上，也不是象征意义的传达上，而纯粹在结构层次上，在建筑语言的建筑性上的技术构成。但我们在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意义的中心性，压制性的同时，可能已经迎来了结构的独断性、把它看做本来不是的普遍话语，赋予记号以肯定的、固定的、非历史性的、非具体性的、或干脆说科学性的属性。 在城市的传统与革新、开放与封闭的状态之间，有必要保持一种既肯定又否定，既说是“是”又说“不是”的矛盾修辞法。“虚构城市”就是两个性质相反的（现实的与非现实的）词语的重合。于是我在思考城市的结构时说“不在的结构”，在体验城市生活的真实性时实践“一种虚构”并希望由此捕捉住业已丢失的城市的形象。 这远非是对符号学的一种接受，而是一种真正的视差，也就是同一个目标在以不同的角度观察时所看到的变化，实际上，当符号活动被称呼为“学”时，就意味着一个既定领域的出现，就很危险。“符号学本身不可能是一种元语言，尽管起初人们是这样来构想它的，因为它是关于各种语言的语言。”（同上）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我说虚构城市是关于城市的理论的理论、设计的设计、方法的方法。如果人们以为这种研究是关于城市、理论、设计、方法的某种不可言喻的本质的研究，其主题真的是那种不能直接显示出来的主题，简言之，就是那种我们称作“元语言”的图景的保持，那么，我说虚构城市归根结底只是一种不确定的态度，是去假定一种巴尔特所曾描述过的具有奇异相符性的图景：“我被引导用记号去谈论记号时……，有如我在通过一种特殊的斜视与中国皮影戏表演者之间的关系一样，后者同时显示了他的双手以及他通过手影投射模拟出来的的兔子、鸭子和狼”。（同上）于是我们直观到符号的产物——本文的本性：一种似真的表面性和真实的不确定性。这并非意味着我们已经站在了科学的城市设计的对立面，也许真正科学的东西就是那种毁坏在它之前的科学的东西。...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迷宫这种词语魔术和概念图式，是城市构成假设的典型程序，但是，这种方法并不能使我们认识真理，它们只能使我们认识到，城市世界的事物都只是可能性的事物，而没有确定的事物。可能性意味着有对也有错，现代的建筑师只学过如何把城市设计的正确，从来没有学过如何同时把城市设计的错误。有意思的是，如果把现代城市的共同现象做一个简化，那么就是：它们都从一种清晰明了的规划愿望开始，在一个不确定的时间内，城市不可避免的演变为错误复杂，犬牙交错的迷宫状态。到底是什么在决定着城市的潜在构造？这让我想起毛纲毅旷的一段谈话：“最近，在拓非几何学上很感兴趣的问题是：脱离自然而兴建的曼哈顿城，当把这座近代的人工环境综合观看时，其都市形态的轮靡是无限地趋近并沿袭自然的模式。”（见，王其享主编《风水理论研究》）某种意义上，象纽约、东京这样的都市已经从人造事物演变为亚马逊雨林的不可思议的类似物，在这种地方，什么怪鸟都有。 可以预见，大多数中国城市也逃不出这种命运，这当然不符合大多数规划师与建筑师的期望。他们的教科书里没有这方面的原理与内容。在一张白纸上建立一座新城的机会总是很少的，何况土地根本不是一张白纸。不过，一般意义上的城市设计，都是面对已经存在的城市，如果是在一个有着长期延存的文化地域，则必须面对已经达到某种迷宫状态的城市。在我看来，流行的成片推倒成片重建的模式，依循预先制定的一套精确的人工语言规范，实际上是当城市不存在。这里面既有对理性的的齐一化准则的非理性的偏执，也是对建筑学本身力量的一种蔑视、一种无能。在丧失了想象的勇气的同时也丧失了直面现实的信心。扫除迷宫就是扫除城市本身。当然，迷宫是不可把握的同义词，把握迷宫就是对城市不可把握性的把握。这肯定是十分困难的。说到底，讨论迷宫就是在世界的微缩模型的意义上讨论理性与知性的关系，就是在讨论城市现实思考的边界。但是，正如布洛克曼所说：“一切关于边界的思想都是不容许本身被思索的思想：即关于边界这边和那边如何如何的思想。……对维特根斯坦来说，这个问题意味着要求沉默。”（见[比J.M.布洛克曼《结构主义》） 沉默的应该是人而不是城市。在我看来，对人的理性思考的过分强调，使得面对城市的一个视角必然被忽略了。繁复的城市本文的不可把握，实际上吐露了一个事实：城市本身具有独立性，它操纵着任何个人，包括以为可以操纵它的建筑师。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迷宫城市与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实际上是自存自在的。多年以后，我终于开始明白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因此，我们并不想说明人怎样思考神话，而是想说明神话怎样思考人，和思考人所不知道的事。”（《神话学》第一卷，P20）为了坚决否认自己是唯心主义者，他在英译本里补充道：“因此，我们并不打算说明人怎样思考神话，则是想说明神话在人之外，并且不用人类的知识思考本身。”这无疑是认识论上的一次突击，但使这种探索有价值的，还在于一种彻底的态度，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技术基本上不对历时顺序进行分析，他认为历史上过去了的事件仅作为神话残存在我们的头脑中，而神话的固有特点就是与事件的年代顺序无关。神话不在过去，就在现在。当然，人类学的神话分析不能简单的搬到城市的分析与设计中来，历史上过去了的城市事物也不仅残存在我们的头脑中，也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物质中，但这可能促进我们面对城市的认识转向，甚至颠覆当代城市设计理论与实践的基本假定。因为不用知识思考，不以严格的逻辑系统为基础，建造一套精确的人工语言，去对城市中庞杂的事物与功能进行分类、界定，并做数量上的估计，不使用理据性的“分析”、“空间”这类概念，就挖掉了我们认识并设计城市的学理基础，等于让建筑师面对城市白日做梦：准确的说，城市本身和年代顺序无关，即使不指城市停滞不动，也指城市自身的变化并无唯一的时间向度。有人会指出这等于在说城市没有历史，因为按现代的观点，历史提供了为现状辩护的理话，而现状又是历史带给我们必然达到的极点。“发展”、“进步”、“以新代旧”、“逐渐优化”诸如此类的概念不仅以对知识思考的自恋为基础，也以“时间之箭”的历史观为基础。没有这些概念，城市设计的理论与实践既失去价值上的目的也丧失了动力，同时，也影响了工作的节奏，我们都认为城市必须发展，无论是“加速发展”还是“可持续发展”。象苏州那样的城市也许要用二千年的思考与经验才能完满，但今天的城市随着“五年计划”或“三年变样”的节奏变动，某些例子被广泛认可的成功使这类意识合化法了，例如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上海就变成了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的拚盘。更多的中国城市，除了它们流传了几千年的名字之外，实质上已经不存在了。如果说，今天某个城市的某个哪怕不大的区城，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修修改改才能完成，从我们熟悉的知识体系出发，那既是不可理解的，也不见容于专业的或市场商业的规则，甚至会被认为荒谬。顺理成章，认为列维·斯特劳斯的“历史时间制”荒缪的必定人数众多。如果我把城市放在这个时间制中考量，就导致这样一种认识：一座城市的历史时间可以依据不同的时间单位（时刻、时、日、月、年……千年）加以分割，这些由不同的“时制”切分的历史构造各属不同的历史序列，所以说一座城市的历史就是多个历史领域中的一种非连续性集合物，它们同时并在，尽管各领域均有其固有的周期和区别前后关系的信码化规定。就象神话那样，城市的历史是城市设计的现代部分而不是过去部分，它所面对的全部事件留痕都是独立的共时现实。不能从任何单一的理据出发去删减。城市就象地质学上层次复杂的岩石，不同时期的残余物消失其中，没有一个区城是白纸一张，而城市的历史为城市设计提供了关于过，去的想象，设计的首要任务，正是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过去那些无论好坏的城市社会的结构转变，从一种社会现实结构性的转换到另一种类型的现实，而真正的现实并。不是许多现实中间最明显的一个，时间向度也无一定之规。这种思考对我们习惯的城市设计的理论与实践的批判相当含蓄，首先，它意味着我们现在并不是处在特别优越的状况中，向前发展不是唯一的选择。其次，城市做为一种人类理解世界的模型建造，包含着迄今为止所有的思维向度上的语言。伴随着动物性向人性转变和自然向文化转变的语言出现，人类也从表达感情状态转变到思维状态，如卢梭所说：“最原始的语言都是诗歌般的；推理只是较晚的思维。”而城市的非时间性的思考，把视野伸向从诗歌到推理之间一片广阔但大多被现代人所遗忘的领域。人们并非学会了推理就离弃了诗歌，城市的结构观就是这两者之间无限多层的织体，纠缠交接。任何试图在短期内做整体转变的企图都预示着文化上的灾难。第三，这种同时共存城市结构的固有特点，做为一种观念上的模式，它能以其可理解性与习常现实相区别。因此它可以有真有伪，可以是适当的，也可以是不适当的，甚至是完全矛盾的。我把城市看做迷宫，就是把城市的语言看做多种推理能力的并置，并且不急于去区分优劣。实际上，甚至对自然文化之间的区别的初步认识，尽管看似远不如现代的理智优越，也足以阐明城市社会在结构上的规则特性。 这种既非自然也非文化，既非诗歌也非推理的“初步认识”，不在城市遥远的过去，也并非象某种“本质”深埋在城市事物之下，它常常就在我们手边，却遗落在我们经过知识思考教化的视野之外。城市的结构是自然语言和人工语言产生的记号整体，而一个符号的整体与一种病一样，既不隐藏起来，也不是看得见的，而是难以认识的。认识的障碍就是我们当做自然而然的知识思考本身。具体到城市设计的学理，我的体会就是：它为了可理解的东西可以轻易舍弃可以观察的东西，反过来也是如此。...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如果把“虚构城市”和“城市设计”两个概念并列，就会发现，这里面包含着一种蓄意的企图：“虚构”和“设计”相互替换，或者说，我用“虚构”这个原不属于建筑学的词重新定义着“设计”本身，同时，这两个词与“城市‘的关系也是意味深长的，做为组合词，“虚构”是“城市”的前缀，“设计”是“城市”的后缀。在这里，词与词之间的位置关系并非无关紧要，“城市设计”暗含着由城市决定设计的意思，换句话说，我们对城市的某种先在的理解已经是设计的条件，而设计不过，是具体实践的方式与手段，是头脑中经验秩序的延伸工具，这就造成了设计领域里一种普遍存在的奇异现象：一般而言，一个设计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因为它不过是某种先在的思想的事后的解释，从这种意义上说，城市设计中甚至不存在城市分析，或者说，只存在根据某种先定概念的“假分析”，它只是一种形象的解释，而不是一种发现；与之相反，“虚构”在“城市”之前，意味着设计之前，城市只是一个未定的结构，而在设计本身之前，没有任何先定的前提。于是，虚构指向了城市的存在本身，虚构城市，就是对这项设计专业中任何既定思考的不思考之后的设计活动。 相信不只是我个人的感觉，当今城市最糟的趋向就是它的分崩离析，某种曾经塑造着城市整体的普遍性的东西正在垮台，正因为如此，虚构城市，做为对城市建筑未定结构的研究，有着特殊的迫切性。简单的说，一个城市设计，就是把某种生活方式的观念空间化、秩序化。所谓生活方式，就是把流动的、琐碎的、无定向的生活纳入某种有意义的组织。从这层意义上说，城市设计的语言和生活中的日常语言是一种类似物。通常，设计者相信构思启动设计过程的力量，但很少意识到在什么样的程度上构思已是有前提的，被决定的，是预先已被意识形态化的，这从我们习惯于把城市中的东西固定化、本质化、纪念化的方式显现出来，也从我们的专业制度把城市纷繁的生活简化的倾向体现出来。另一方面，我们的设计语言一直停留在项目语言的水平上，城市被分类为建筑、街道、广场、绿地等一系列等级化的项目，尽管这种分类随着潮流的变化，不断以不同名目的理论术语包装，但是，如果，我们仅是借用索绪尔阶段的结构语言学观念进行审视，就会发现，尽管这种设计语言意识到在城市物体中建立区别是认识与设计的基础，但它把区别的内容做为本质的前提与基础。如果我们仍然记得论文上篇中对语言中这一问题的讨论，就会得出一个观念：在语言揭示事物的力量中，重要的是区别本身，而不是区别的内容。这就是日常语言与理论语言的分野，换句话说，我们的设计语言仍然停留在日常习语的水准上，存在于被意指的对象中，谈不上理论语言，不曾有过真正的分析，更谈不上理论元语言，即理论的理论语言，一种基底性的批判语言的存在。一句话，在我们的专业语言中，一种关于设计本身的设计语言还未存在。 在我看来，罗兰·巴尔特对时装和文学的评论（也是塑造现代城市的重要活动）也适用于城市设计，它们都“以一种高级艺术的全部复杂性，强烈而巧妙地进行意指，但你也可以说，它们意指着‘空无”，它们存在于意指过程中，而非存在于被意指的对象之中。”（《时装系统》）一种关于设计本身的设计语言不是针对意指对象的，而是关于意指过程的。因此，它是抛弃一切关于意指对象的概念前提的。可以说“设计”一词已不再适合于定义这一过程，它不避免的牵带出一整套完全给定的、情性的术语组织，所以，我建议用“虚构”一词进行替换，并做为“城市”词先导。实际上，一旦借用了“虚构”这个词，城市设计就被转换到一个它所不熟悉的语境之中，并开始和一些东西有关。比如，与当代符号学中发展最充分的部分，即叙事分析有关，因为一切形象都是某种叙事的表现。更准确的说，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将符号学做为城市设计探索旅程上的伴侣，对这个领域做现代结构语言学意义上的改造，借用它所提出的一种运作规程，并根据学科的自身的特点，在这种运作规程之外拟定只属建筑学本身的不同细节。尽管我在上篇中已经为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世界的出现做了一些学理背景的准备，也许还不够充分，不过，对于未曾真正理论化过的建筑学科，象能指、所指、意指、本文这些概念仍会给人几许生疏之感。既使在弄清什么是只有建筑才能做的事情之前，匆忙引入这些概念是危险的，我以为，要想回到设计本身、回到城市的事物本身，这个疏异化的过程必须发生。有效的设计不需要与城市中大多数角色在感情上同化，而是需要一种批评的距离，以使人们能够反省和理解自己的处境。 我希望一门由“虚构”一词引发的，要求人们为城市事物的能指和所指命名的形式化的城市设计活动会令人信服的剥离下粘附在各种城市活动中的意识形态内容。但是，一套新词汇的意义，首先在于迫使人们密切注视习以为常的事物，并阐明确信无疑的道理：为运用新术语和新方法步骤，人们必须对熟知的惯习重新思考。...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在现代建筑中，“功能主义”是最遭批判的焦点，但“功能”概念不同。建筑师和艺术家、科学家’或哲学家相似，都有一个如何在前辈的工作模式中继续工作的问题，他不可避免的继承了一个争议从生，充满玄疑的概念系统。尽管批判“功能主义”，但很少有建筑师当下不把“功能”做为一个重要因素来考虑。不过，我要说的是，“功能”这个概念在现代建筑中的意义远未得到充分理解，它比我们想的更加重要，做为现代建筑中主导性的概念，围绕着它，我们早已生活在一个和十九世纪全然不同的概念世界中。 最重要的是，“功能”概念真正开启了对建筑的一种“非历史”的理解，尽管它的革命性由于未被充分的理论化，因为主导的理论概念过于贫乏而没有被坚持。不过，我坚持认为，现代运动好象是建筑的“品质跃升”，包括在“功能”这类仍被广泛使用，但在理论上遭受贬弃的概念，其中所有的正面价值必须重估。就城市设计而言，反省“功能”也是决定性的，围绕着“功能”这个概念，现代建筑曾经开启了一个体认建筑语言内部自足体的机会，但是，“功能城市”这个概念过于狭隘，这不能只靠扩大“功能”定义的范围或增加它的内容复杂度来解决。 在这一点上，我同意罗西的见解： 建筑不应该被约简成是完全受都市脉络所限制，由于不同的规模便产生新的意义；相反地城市建筑的意义在于每个单独的计划里以及如何成为都市人为事实的方式上。...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这个问题首先需要从社会学角度说明，在这一方面，我想无人会对罗西关于城市基本上是一种社会性建筑行为这一提法提出疑问。但是，罗西的城市社会学，即特别受法国十七、十八世纪理性社会学派影响的理念，首先是与一种相对主义有联系的，它极其重视社会结构内在的比较研究，并且关心由自然与文化所表现的对立，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等问题。这一比较研究特别与人种学、文化人类学、语言，社会学和人种语言学有关，这里特别应当一提的有：杜克海姆、毛斯、狄卡、波艾特、米利契亚、瑞特克理夫、拉文顿、夏宝、盖特梅·戴·昆西、季特以及马利诺夫斯基（均是罗西《城市建筑》一书中涉及的法国社会学者）。从1935年到1939年在巴西圣保罗大学主持社会学讲座的列维·斯特劳斯也在此列。 与传统西方受唯心主义哲学影响，以抽象思辩的方式，在“一般”意义上谈论社会及伦理逻辑的做法不同的，所有上述作家的出发点都不是有关“一般”社会结构、“一般”社会生活意义，和“一般”文化的社会学和人种学的直观常识，而是他们对特殊社会结构分支的各自具体的研究。罗西的城市研究可以说秉承了这种真正现实性的学风，这从他把研究范围限制在对欧洲古代城市上就可以看出来。同时，他在研究的开始，就把肤浅的现代功能主义这一颇具社会学色彩的城市理念做为批判的对象，在上述作家中，功能主义是特别和马林诺夫斯基的人类学研究有关的，不过首先应该指出的是，相对而言，即使最经验的马林诺夫斯基，他的研究也是非常具体的，这和中国学者那种喜欢作“一般”性的大框架研究的学风相当不同。罗西对功能主义的基本看法是：城市设计的研究首先是关于城市认同、场所、记忆与设计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由潜存的城市人类事实的结构与组织所支配，他说道： 想利用功能观点解释都市人为事实的研究方法将无法理解都市人为事实的结构与组织：……我们将可看到一些城市人为事实的功能随着时代而改变，有些甚至根本没有特定的功能。因此，本书的主要论点之一便是强调建筑（类型化的）在城市研究中的重要性，否定以功能的观点对城市人为事实的解释。这种解释不仅含糊不清，同时也阻碍了思考：使得对（城市）建筑世界的造型分析与认识其真正的法则受到阻挠。……我并不反对功能概念最原始的定义，……本书所要摈弃的是，毫无科学根据的肤浅的功能主义，即认为功能主导造型并且是构成城市人为事实与建筑的主要因素。此种功能概念系源于生理学，将造型视为像器官一样，其组织、发展都与功能密切相关，功能的改变将形成造型的变化。功能主义与有机主义这两股充塞于现代建筑中的主要思潮所具有的同样思想根源正是造成他们的弱点及暖昧性的原因所在。如此一来造型形成的复杂因素乃受到漠视：功能主义将类型简化成只是平面布局上的图案，交通路线的网络，另一方面有机主义则完全否定了建筑的自律性价值。如此一来便无法分析美学意图与需求特性：这正是主宰着城市人为事实并决定其复杂结构的因素。 在罗西的分析之外，我们还应加上另外二股充塞于现代建筑思潮的思想根源，一是历史意识，一是人本主义，在人文科学中，它们是紧密相关的。历史意识指那种关于人在历史中进化的意识。它具有从低到高的特点，随着这种进化在人的思想与社会功能上的演变，城市与建筑也必须随时代而进步，这种进步的功因即在于环境变化的逼迫，这种主要取自达尔文的思想的危险在于，它忘记了达尔文描述的生物界的进化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时间单位是以十万年记数，同时，生物的进化，是一种合目的进化，进化的成功取决于生物组织结构的转换性、自调性以及相对稳定性，否则就根本不会有物种的存在；对人本主义的强调则突出反映在对革新的狂热上，人的因素被视为社会变革的中心，也是历史的中心，进步就意味着不断打碎社会结构的平衡，清除传统因素的制约，并不受自然力量的左右，而真正的社会变革必然是结构与功能整体性的，一次性的变革，换句话说，变革不仅仅是改朝换代而已。功能主义、有机主义、历史意识、人本主义这四股思潮，大大影响了现代建筑，按罗西的见解：“尤其在城市地理学方面所受影响最为厉害”，而对科学神话的崇拜则贯穿在所有这种思潮中，加大了城市瓦解的强度。在现代城市全面破碎，无情扩张的危机中，强调与自然结合，有机发展，保护生态以及可持续性，可以看做是对上述思潮的反拨。我们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这些新的思路，仍然需要从城市人为事实的结构与组织方面去相对性的考察与了解，在这一点上，我认为，罗西的城市理论至今仍是有理论价值的。首先，以为城市的构成是有机的，所以是自然的这种看法，是典型的伪科学的谬误，认为古代中国城市，特别是小城镇是自然的，有机的构成，这类看法在国内学界至今盛行，并归结为所谓的“天人合一”论，我想说的是，你在全世界古往今来的城市中都找不到一个自然城市的例子，因为城市的源起即在于“人工造物”。尽管马林诺夫斯基可以说是现代人文科学中功能主义的始作俑者，但却最清楚的论及这个“人造物”问题，将住屋视为人工制品。而列维·斯特劳斯尽管被科学界视为马林诺夫斯基的对立面，但在人类社会的人造性这个问题上，却与马氏站在同一立场。列维·斯特劳斯所研究的人类学被称作文化人类学或人种学，研究的对象是土族部落生活中的制度、惯例、习俗、信仰等方面。他的人类学研究工作也可以大体分为两个部分：亲族关系研究和图腾分类研究。他认为，亲族关系和婚姻制度应当看作一种语言。...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如果说现象学是第一种试图开辟专属于人文科学的研究思路的现代哲学，它派生出的哲学运动大致有二个：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二次大战前后，存在主义摆脱了先师胡塞尔“现象学客观描述”的羁绊，使哲学在非理性主义的旷野上恣奔；而拘泥于“章句之学”的逻辑经验主义的分析学派在科学精神的借口下欲弃“大道”而不顾，结构主义就是在这种对立精神相互冲突的背景前逐渐酝酿形成的。与存在围绕着具体的“个人”展开的讨论不同，结构主义者普遍认为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是极有用的，它本身既是一个只能间接加以认识的结构系统，又是一个产生或支配其它结构的源泉。无意识甚至不能说是具体的、属于个人心理的东西，而是切个人共同的受其支配的共同性的神秘实体，即不可直接观察到的东西。但是，正如雅克·拉康的论断：“潜意识的结构如同语言”，潜意识是可以借助语言学模式考察的对象。例如，罗西关于建立在“集体记忆”基础上的城市建筑“类型”，其研究实际上就是对潜意识的研究，而语言结构，可以说是经过分解而可以外显的潜意识的规则，我们有理由说，结构主义是旨在克服现代世界价值危机的一次新的尝试，它试图兼采“唯理”与“非理”两者之长，而去其所短，以便使情绪与理智在一种新的模型中“压合”起来，实际上，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勒早在法国结构主义之前就说过：“符号的作用是实现感情与理性以及自然与文化的综合，从而扩大客观描述范围”。福柯注意到，与关心某些开放系统的区别——不关心匀称，而关心那种构成人类活动史的冲突的动力学的语言研究相比，对个人存在的强调，其本身乃是一种抽象、一种意识形态。“所有这些内心的呼声，这些对人及人的存在提出的要求，都是抽象的，也就是与科学技术世界割裂的，后者毕竟是我们的实在世界……。”福柯并非赞成一种“脱离价值”的研究，例如，他把进行独立于意识形态和独立于使人们归附特殊价值的机制的综合看成是自己的任务。“然而我们力求把人和他的科学，他的发现和他的具体世界结合起来”。对于结构主义这种特殊的整体论方法，布洛克曼这样总结道：“结构主义于是可被列入那一类现代科学方法之中，它们并不蔑视或低估理性事物，然而却容纳科学地加以考察的非理性事物。于是，与维特根斯坦关于神秘事物的论述（这些论述只有教条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才会视而不见）的类似处，就不言而喻了。《逻辑哲学论》第6.44条说：“神秘的不是世界是得怎样的（如何解释的），而是它是这样的。”第6.522条：“确实有不能讲述的东西。它们自己显示出来；这就是神秘的东西”。对人也是一样。列维·斯特劳斯谈到历史意识的黄金时代的结束，谈到一个无人与始也将无人与终的世界。同样，福柯把人看作仅仅是两世纪前的一种创造物，一块在我们一般知识领域中的不平之地，一旦我们的知识找到了一种新形式，它就会消失”。不过我们仍要追问，不管怎样，结构主义强调对世界的认识主要是关于形式而非实质的问题，虽然前文中，罗兰·巴尔特已经给出了一个关于“形式”的严谨定义，它是认识论性质的，而肯定不是什么样式的构图手法，或者说，表面装饰性的，毋宁说，“形式”首先是观念性的，但是，习惯于常识思考的我们，总是把研究与实践的意义，即“价值问题”与内容和功能联系起来，而不是与形式联系起来，我们在城市设计中，要么受意识形态左右，要么把设计归附于某些被现实认可的特殊价值，如果说，“形式”的机制超越这两者，那它还会有什么现实性的价值？尽管罗西强调，城市是既为生活的宜居，也是为美感建造，但他强调城市形式面的“类型”研究是否只是局限在城市美学方面的研究呢？
13.结构语言模式是中性的吗?它所声称的与现实的类似性是真实的吗?它是严格的、形式的唯理论吗?形式是否也担负着某种社会责任?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在对城市的读解中，理论模式的重要性，通过比较罗西的城市建筑理论与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论就可以清楚的看出来，基本上，我对林奇的理论抱一种批判的态度，但这并不妨碍我认同他在理论上的贡献，在强调从城市的现实出发，而不是从理论教条以及科学神话出发这一点上，罗西与林奇是一致的，在研究中，这一点的重要性，在当下城市设计实践中，只要看一下那种粗鲁的建造方式的广泛性，就可以体会。林奇理论的另一重要性，在于强调意向性建构在城市研究中的根本作用，试图以一种更科学的概念系统改善“城市形态”这种对象在实践中难以运作的弱点。与之类似，罗西提出：“集体性记忆”在城市构成中的根本作用，这可以看作是意向性，的另一种说法。但是，造成罗西与林奇在理论上的区别的，首先即在于这个“意向性”概念。 法国学者保东区别了二类意向性概念，一类是其中结构概念使用在意向性上，这主要对城市构成一种意义性的解释作用，而另一类是其中结构概念使用在效果上，它所起的作用主要是构成性的。第一类意向性用法的例子在哲学、社会学、格式塔心理学等学科中都可以看到，它让人想起有机体构成，并且事先在有结构和无结构的群体之间做了区分，林奇的理论大致属于此类，他对研究者现场体验的强调可以与法国现象学家梅罗·庞蒂的身体性结构分析做比较，身体性（Corporeslity）是梅罗·庞带在其《知觉现象学》中的基本概念，大意是：个人自己的身体首先是世界种种透视景的焦点，而每一透视景都关涉到其它可能的透视景，这些透视景与我们注视他人身体时所意识到的其他人的透视景相吻合。他说：“正是我的身体觉察到了他人的身体，并且发现了存在着某种好象我们自身意向奇迹般的延长了似的东西……，所以正如我身体的各部分共同构成了一个系统一样，他人，身体与我的身体也是一个单一的整体，是同一现象的正面和反面……。”上述这段话一定让很多人联想起戈登·卡伦著作中那些关于意大利古城的可爱的透视草图（见卡伦著《城镇景观》），让人意识到，透视首先不是建筑的表现手段，而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手段，总带着一个出自认识主体的焦点，不过，卡伦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那些透视草图带有某种互相关涉的性质，似乎是个人意向往他人的延长，因为他总是明白透视为观察预先确定了一个中心，即观察者，所以他通过在城市内部不停的变动位置，使这个中心不再是预先确定的，它在城市由建筑构成的上下文中不停改变，作为系统的一个先前的部分，它本身加入系统之中，正是通过这种有趣的方式，卡伦的透视可以说不是关于建筑单体研究的透视，而是关于上下文语境的城市设计的透视，单体建筑往往是不完整的被纳入景框，整幅透视图则优美且富于诗意。但是，这种方法也极易误导建筑师，很多受林奇影响的人都试图在城市中把卡伦关于上下文的透视图象组织在一幢建筑上，高低错落，丰富有加，建筑师所没有注意到的是，卡伦透视中的每一幢建筑，仔细斟别，往往都简单质朴。同样，林奇的研究尽管把对建筑的单体研究扩大到上下文语境，但仍然停留在经验样式上，过于表面化，它看似与现实吻合、也易于模仿的性质误导了更多建筑师：至于林奇试图给“城市形态”赋予一套科学的系统概念，使之更理性化、更能用于实践的方式，则可以与卡尔纳普的世界逻辑构造的概念相比较，“世界的逻辑构造”是卡尔纳普于1928年发表的一本书的书名，他打算依据怀特海与罗素所著《数学原理》的精神将经验概念的全部领域纳入一个推导关系系统。他称此系统为经验概念的“构成系统”，其中一切概念都需由基本概念构成。现象客体的构成完成后就进行较高层级概念的构成：知觉世界、物理世界、其它心灵的世界和文化客体世界。但后来他本人已对此方案持异议，认为不可能通过定义把一切较复杂的经验概念还原为其它概念（如心理性向和科学理论）。同时，他认为必须放弃这种个人心理基础的原则。可以看出，林奇归纳意向城市五点的理论构造与早期的卡尔纳普相似，而从个人心理出发的原则是现象学与结构主义共同批判的对象，换句话说，林奇也讲结构，但是他的透视最终摆脱不了他个人身体这个焦点，他所说的城市结构不是就其本身，而是在它与群体、有机体、世界和身体性的联系中被考察的。他的结构概念的用法的逻辑形式主要是外在区分性的，外在区分性是他的五点定义的逻辑基础，例如他的“可识别性”概念，而城市的上下文就是使外在区分性成立的必要条件。 如果把罗西的城市理论与林奇的理论相互比较，或者把列维·斯特劳斯或乔姆斯基的分析与梅罗·庞蒂或卡尔纳普的分析加以比较，那么，前者的分析中结构与上下文（content）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运用更加有效。罗西的研究是真正关于城市意向结构本身的研究，他读解城市，用理论去实践城市依据的理论模式，主要是从列维·斯特劳斯那里间接借鉴的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模式。前文说过，罗西采用的是早期模式，即1968年以前的，这一时期的结构主义者主张，结构是万事万物基本的存在方式，尽管每一位结构主义者对结构概念有自己的特殊理解，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结构定义上的整体性、转换性、自调性，而如法国著名解释派哲学家保罗·利科在1960年代初判断的：“我们知道，结构主义是把（结构）语言学模式应用于人类学和一般人文科学”。在共同的方法学原则中，现在我们再一次更具体地指出这个共同特点所包含的两个中心概念，就是“结构”与“记号”。因而结构主义可以说是注意结构与记号问题的研究。让我们看一下法国权威的结构主义研究者F.瓦尔的一句话：“任何学科的任何部分内容均可看做是结构主义研究，只要它坚守能指（signifiant）所指（signifie）型的语言学系统并从这一特殊类型的系统取得其结构”。这是一个很精密的，也是很谨慎的“定义”。他在一句话里指出了两个基本概念，一是由能指与所指所表示的记号概念（因而就是一个索绪尔系统的概念），另一个是结构概念，但却是与前述记号概念相联系的结构。这个“定义”是为了突出法国结构主义的索绪尔语言学的传统，并将其记号和结构（在索绪尔时代的学术术语中又叫做“系统”）作为法国结构主义特点的“公分母”。瓦尔的目的是要提醒“记号”和“结构”在这里主要是“向内看”的，但在考察其外部关系时，索绪尔型的“记号”与“结构”与其它类型的“记号”（如罗西的城市建筑的“类型化造型”）和“结构”（如罗西的结构性的城市人为事实）实际上也处于密切地相互作用之中，因而瓦尔的上述“定 义”是最“窄”的定义。而在法国结构主义研究中，围绕着结构与记号概念组成了一个颇为繁复的概念联系网，其中尤以“记号”概念为重要。我们论述到这里是为了一个在西方通行的双联词“结构主义–符号学”，李幼蒸先生就此论述道：...
11. “城市整体性社会事实”的构成演变与城市结构成分与层次间作用关系为何?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我们前面提过，罗西以“类型”为核心概念的城市设计研究所走的实际上是一条符号学的城市研究道路。而符号学方法的一个主旨就是对研究对象做最大限度的“分解”，切分出不同尺度的各层次单元成分，然后再把它们逐层联结为整体结构，展列这些层次关系就叫作“认识”。但是，真正体现符号学理论特征的是，符号学认为诸单元的联结方式是多元性的，它既反对所谓“线性因果”联结方式（即单元在时间中逐次决定的系列，这是我们在传统城市史中常见的），又反对把公理体系的“假设-演译”法当作唯一最理想的联结命题单元的方法，也就是就反对把自然科学中的归纳法与演译法当作正确推理的唯一方法（这也是传统城市史与现代建筑的城市史都乐于采用的方法）。 符号学认为除了这些“分析理性”的方法外，在人文科学中应特别注意结构式的联结，即结构内单元与单元之间及层次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于是，时间性中的现象也化归为空间关系处理，这就是符号学所提倡的“结构因果性”。事实上，如果我们细读罗西的《城市建筑》，就不难体会到，这些带有浓重的语言学色彩，看似纯属方法论的运作性概念，不仅从研究的起步就影响理论思考的走向，而且它促使我们对城市设计研究的陈述系统的系统性质不得不作一彻底研究，这一过程并非没有产生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后果。一个首先摆在桌面的问题是：符号学排除线性因果观，归纳法以及公理体系的假设-演绎法，但它同样不依赖经验事实与观察，这是否意味着一种变种的唯理论？就像人们认为罗西是理性主义者，而他对“类型”不能轻易改动，其形制带有某种基于集体性记忆的强制性的主张，使他看上去是导致了城市设计研究中的一种严格唯理论的解释。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列维·斯特劳斯以音乐来比喻说，一种特殊型式的婚姻规则或一特殊的神话，都可看作一个主题上的变调，这个基本主题就是结构，虽然它永远也不能在一种纯形式中表现出来。关于结构的特性，他认为： 首先，结构展示了一个系统的特征。它由几个成分构成，其中任何一个成分的变化都要引起其它成分的变化； 第二，对于任一给定模式，都应有可能排列出由同一类型的一组模式中产生的一个转换的系列； 第三，上述特性使它能预测模式将如何反应，如果一种或数种成分发生变化了的话；...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最让我对罗西的城市设计理论感兴趣的，就是他的理论那难以归类的特征。他对现代城市设想了一种可以无限沿伸到久远过去的未来，并主要以传统的欧洲城市，包括北非城市为研究对象，但却没有什么对“城市形态”的迷信，相反，他坚持认为，城市构成的本质要素是建筑的类型，而不是环境。《拼贴城市》的作者指出：城市形态翻译成十八世纪风景派（Piceturesque）的一个分支。罗西眼中的城市肯定不是风景派的，这从他对那种关于中世纪欧洲古城的风景理论观的抨击就可以看的出来。 《 拼贴城市 》中接着指出：...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从我们对城市的直接体验出发，对罗西的城市设计理论提出指责是容易的，即使在知觉的层次上，我们也看到城市的客体既是聚合的，也是零散的，既有不变的常态，也有不能忽略的偶然因素。事实上，二十世纪的建筑学中城市设计的兴起的重要原因，一个就是我们对城市规划中整体设计的怀疑，一个就是人们对它的对立面，我们称之为“城市形态”的兴趣。 《拼贴城市》一书的作者清晰的描述了围绕评介二十世纪城市模型的兴趣的分离： 很明显，一方面是向前着，是对科学神话的迷信，通过将勒·柯布西埃的城市看作是一种完善和美化的，由技术和科学所引发的未来城市的发射平台，仍然可能存在一种过于乐观的肯定主义；另一方面是回头看，是对城市形态的迷信，“城市形态（Townscape），一种英国山村、意大利山城和北非小城（North African...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把城市看做一个历史的解释对象还是一个形式分析的对象，它所导致的理论见解是相当不同的。在前一模式中，功能是历史现实性的，人们基于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认为城市建筑反映了人的本质性的生存方式，在后一种模式中，功能指一种语言结构中各语言成分之间的依存关系，人们不再敢提关于人的本质的问题，历史模式很大程度上被一种科学模式，特别是理论系统模式所取代。 和语言现象相比，城市现象虽然属于现实的另一种秩序，却与语言属于同一“类型”。研究的重点，即从抽象的意识形态方法转而集中注意力于城市的构成成分在某种文化体和亚文化范围内的特殊功能。通过这种功能解释，本来看起来极其杂乱无章的城市现象，现在则形成了迄今未曾预见到的一个秩序的部分。这样一种秩序，只有当人们认真看待索绪尔说的，语言是一种形式而非一种实体那句似乎深刻的名言时，才有可能出现。 在结构主义研究中，特别是以1968年5月巴黎红卫兵暴动分界，早期的结构主义研究大致有二类方法：1.功能方法；2.假设-演译方法。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两者都认识到与自然科学相区别的人文科学中，如社会学、文化历史学、人类学或经济学的结构定义中，不能归纳出一个普遍的定义，而否认一种归纳的方法，就开辟了更广泛的可能性，在更倾向于数学的结构主义的解释中，重点是假设-演译法，于是结构概念通常就与一种逻辑结构联系起来，对象的结构是受整个结构的逻辑支配的。罗西的城市研究肯定不属于这种方法，尽管他假设城市为一个巨大人工艺术品，但对这个艺术品的整个逻辑结构却不讨论。实际上，选择什么样的方法，取决于研究对象的系统特性的复杂程度，研究对象不那么复杂的话，比如列维·斯特劳斯的亲属分析以及社会学中的社会分析，在结构主义中肯定占据中心地位的认识论问题，就易于得到阐明，但是，当繁复的城市现象，神话学甚至科学理论被选做结构主义方法的对象时，在做为一个整体（即做为一个结构）来看的系统里，空间的、时间的、持续的和瞬时的秩序现象，经常互相转换，所以罗西选择功能方法肯定是深思熟虑的。 功能方法来源于音位学，音位学本世纪初在日内瓦语言学派（索绪尔）和俄国形式主义（雅克布逊）中起过重要作用。功能方法是区分性的，或者是同构性的：区分性的意思是，结构中的每个成分（而一个结构也可以作为一个更广泛的整体中的一个成分来起作用）都由其与其它所有成分对立的特征来定义的；而同构性的意思是，两个结构可以在内容上完全不同，而在形态构造上相同。这样一种功能方法既强调必须在“结构”的关联域”中认识“结构”，又指出了同义（意义相关）和同音异义（谐音而意义不同）的现象。...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我想这种关系可能在罗西的学理基础中找到线索，与一般人的猜测相反，这部以《城市建筑》为题的城市设计研究著作中很少引用建筑学或者城市规划学的专业著作，它大致包括四种学术参考系： 在这四条线索中，第三条是最不为国内学者熟悉的，实际上，罗西的这种学术选择可以放到当时结构主义的热情中去思考，比利时学者布洛克曼即指出，巴黎阶段的结构主义有二个最主要的学术渊源：一是可以上溯到索绪尔的形式主义的语言研究；二是十七、十八世纪法国的社会学著作，正如福柯所说： 列维·斯特劳斯就社会，拉康就无意识，证明了它们的‘意义”大概只是一种表面效果，一种泡沫似的东西时，彻底的决裂就出现了。另一方面，那种深深浸透我们，那种在我们之前就已存在，那种把我们在时空中凝成一体的东西，的确就是系统。‘我’被消灭了（试想现代文学）。我们现在关心的是发现‘有’（there is）。我们现在说‘某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就这样又重回到十七世纪的观点，但有一个如下的区别：我们不是用人，而是用无作者思想，无主体知识，无同一性理论来代替神。...
04. 强调基本成分不变性的类型学能否展现城市全部的复杂性?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事实上，当罗西定称可以把城市假设为一个人工艺术品时，他是有所疑虑的，因为，类型做为“语法事例”并不等于城市的事物本身。对此，罗西以为： 在都市研究中，有关各种都市人为事实的认识与个案研究都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由于漠视这方面的研究（包括一些个体的，特殊的，不规则的观念而这正是最真实而有意思的观点），使得我们所建立的理论成为完全无用的人为理论。 可以认为，罗西在这里，烦恼的也是语言学研究中让人烦恼的一个问题，按照罗兰·巴尔特的说法，由于语言运用中存在于每一个记号中的怪物：固定型式，使我们只能通过聚集在那些语言结构中闲荡着的记号说话，城市不可捉摸的魅力就在于这些难以分类的闲荡记号。但是，罗西仍然固执的坚持他的观点，他说道： 因为我企图建立一套分析方法，足以做定量的评估，并能根据统一的标准汇集研究资料，这套方法是以前面所提及的都市人为事实为主，并以将城市视为[人造物]和城市系由住宅区与首要元素的划分所组成的观点为基础。我相信如果由尝试性分类着手并对都市人为事物作有系统而相对性的调查，必能在都市研究的领域中获得重大进展。...
03. 文学通常被理解为一组或一套作品，城市也可以被定义或假设为一套作品吗?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罗西在《城市建筑》一书中，把城市假设为一套人工艺术作品是作为基础性的理论假设，这样做的好处是便于进行理性分析，同时，这也是用现代语言学进行理论改造的必然结果。如果把整个语言看作是一个人工的形式系统，那么，建筑只相当于一个字词，建筑群便是一个词组。罗西的贡献之一就是以词组的方式定义建筑，或者说建筑类型。这种做法即相当于提取出了语言的一个范畴：固定型式。现代语言正是通过把语言切割到最小的影响意义变化的成份，使我们能够进行细致的形式分析，而一种城市设计的建筑语言的建立，首先难于确定的就是这个最小成分定义，只有确定了这个最小成分，才谈的上把建筑编入城市水平的系统中去。正是基于这种见解，罗西坚持类型不可以混淆，这就如同单字不能任意拆解，并希望由此保持城市的确定性，在城市被破碎的时代，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实际上，类型的稳定使我们有精力来认真处理技巧与技术的细节，建造体系的改变并不一定导致类型的改变。罗西坚持类型不可轻易改变的理由之一是类型凝聚了历史性集体心理，改变类型是件大事，因为它意味着改变一座城市的文化走向和城市对文化价值的判断，可以这样说，建造体系的改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与类型的改变毫不相干。弗兰姆普在他的《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中把伍重在悉尼歌剧院之后在丹麦建造的二幢小建筑做为未来建筑学的样板，一幢小天主堂，采用中国江南民居一颗印的平面与空间类型，预制混凝土板的圈护体系；一座集群住宅，采用连幢成片的四合院类型，并且相当地道，连内部面向院落的开窗都在形式上极类似，但使用砖与装配钢结构的混合体系，问题是，我们实际上不是在中性的使用技术，而是在用技术决定思维，这种思考让我们可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反省，在纯艺术领域里，艺评家范景中针对中国画的问题最近也提出不同看法，他以为过分批判中国画的程式化传统未必恰当，因为相对稳定的程式可以让艺术家专心处理技术、材料与感觉的问题，而程式上的变革恐怕要从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实验中得来。 罗西的类型学思考的另一面则突显他的现代性，实际上，能指与所指关系的任意性使他意识到类型也可以自由，如同毕加索把自行车把尾化为头，只不过是简单倒置一下，他也把特定类型与内容分开，或者说，把一个词用在完全不同的语境氛围中，例如，他把典型的希腊正十字类型用于小学校，把圆形监狱用于住宅，正因为类型是语言的基础，这种变化就是对我们伟大的习惯的挑战。但是，从整个语言的形式结构看，这类变化却在整体保持稳定的限度之内。正是在这层意义上，罗西把基于类型思考的城市设计看作是把城市从偶然性的变迁中拯救出来的手段。从语言学的角度看，类型学使城市设计便于操作，一方面，类型总是表现为有限的数目，遵循一种简化原则，另一方面，它使得城市在并不总由建筑师操纵之下的情况中仍能有意义的建造，同时，类型的可转换性也体现了现代的民主观，使建筑语言重新具有活性，因为转换使含义变成间接的，多重的，甚至是批判性的讥讽，它使建筑学非象征化了。 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历史不应被看作是一种进化，而应被看作是一个连续变动的过程。人在其中主要不再是历史性的世界，乃是象征性事物。在其中不再是特定的世界：结果它是显示为一个记号的世界。在这方面，对语言内容的兴趣让位于对它的句法和语义方面的兴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