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拼贴城市》给出了一个观念性的答案： 永远表明不喜欢艺术的现代建筑的传统已经明显的将社会和城市看作是高度传统的艺术形式——唯一的、系统的；但是另一种显然更加艺术味的过程方法，正如人们所看到的，从未被认为可以与‘基本”原则有字面上的结合。现代性的另一种占主导的传统永远产生一种讽刺的，间接的，而且含义多重的美德”，通过对毕加索作品的分析，作者对后一种方式做了更加细致的描述：“前者的（被日常语言直接的现实性断定的）功能和价值：（经由）变换环境；激发一种组合的态度；意义的一种开发和循环（是否已经可以足够运转起来）；具有相应的指称、回忆、期望的组合功能的废弃：记忆与机智的结合；以愉快的回忆和期望的方式以过去与未来的辩证法，以一种图式内容影响的方式，以一种时间和空间冲突的方式……，人们也许会辨别出头脑中的一种理想城市。 如果回复前面关于语言结构的两个范畴，直接断定性的城市构造法主要是针对建筑语言本身的，它提醒我们语言决不仅是交流的工具，它是有独立价值，即独立于主体也独立于主体的对象，正是语言的这种性质使它是间接的，我们应该记住索绪尔的论断：正是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或者说功能与形式的关系的任意性，使语言首先是一套纯粹的形式结构，它的深刻性使我们在用语言运思之前既已预先决定了我们的思考，《拼贴城市》开列的二列名单的前一列，可以说是“现实主义者”，对于语言本身的这种力量缺乏自觉，而后一列则都是语言意义上的自觉探索者，但是，正如人们都常把文学理解为组或一套作品那样，我们也可以把城市定义，或者假设为一套作品吗？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在非常时期，沉默也是一种选择，沈从文在后半生不写小说，童寯在后半生不做建筑，拒绝直接显示了人的自觉，他们的拒绝也是一笔需要深思的遗产。我觉得童寯晚年对江南园林的把玩别具深意，以当时的社会现实看，这种事显然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也谈不上是什么革命举动，童寯不厌其烦的指出园林是一个虚构世界，且细细指出它如何以建筑语言弄虚作假，并且断定，园林的建造未必需要什么专业的建筑学训练，实际上专业建筑师反而难以做出，于是，对我们现代建筑师而言，园林既如禅宗的公案，它不是表现的事物，而是需要思考的事物，它不是可以用几何学进行形式分析的事物，而是十分奇特的建造行为，它不包含任何当今专业分类可以归类的言语，甚至连内心的言语也没有，而童寯正是借此来反抗当时建筑语言的一般性、群体性与道德性，对于我们这些不能超越于语言的凡人来说，我们只能求诸不可能的事来越出语言之外，唯一可做的选择就是对语言，无论是自然语言还是非自然语言，无论是建筑学的理论语言还是设计语言来弄虚作假或者用它们来弄虚作假。虚构就是弄虚作假，我们一向以为它是文学艺术的专利，但是，当我们把建筑学和文学都放在语言结构的天平上时，可以把“虚构”看做是它们共通的在生活世界中的处置原则。于是，经过现代语言学观念改造过的建筑学与文学实际上可，以有一对非常类似的观念定义，罗兰·巴尔特是这样来定义现代文学观念的： 这种有益的弄虚作假，这种躲躲闪闪，这种辉煌的欺骗使我们得以在权势之外来理解语言，在语言永久革命的光辉粲烂之中来理解语言。我愿把这种弄虚作假称做文学。 《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座就职讲演》1977 简单的做法是，把“文学”一词和“建筑学”设想为可以互换的，但是，基于传统的想法，我们总认为无论如何，文学和建筑学是十分不同的东西，我们也许错把指导文学和建筑学的一种更加普通的理念当做文学和建筑学了，通常，我们称这种东西为哲学，但是，讨论思想，让人厌烦，事实上，20世纪最有意思的哲学现象就是哲学思考的任务率先由文学和艺术实践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哲学的死亡，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西方哲学，特别是大陆哲学谈论它的语言学转向，它的结果是，哲学变成了分裂于一系列具体学科的活动，但它们的确具有某种共通的理智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现代语言学的探索。这种现象一方面为一系列从科学到艺术的诸学科建立起一个可能对话的平面，另一方面，帮助各学科反省自己的语言。例如，如何从内部思考文学本身，就成了文学最重要的课题，同样，我们把文学和建筑学，特别是同城市设计中的建筑学实践相互比较，并非象人们想象的那样去交流，而是在不同的道路上共同与语言结构中的权势做斗争，并希望借此来过渡到对建筑学本身的深入思考，而文学使用的天然语言与建筑学所使用的显而易见的非天然语言的表层区别，通过符号学这个活动场所，可以相互转换，这就是我们甚至可以不加区别的使用能指、所指、意指、本文、建筑学、文学、设计甚至写作这些词的原因。...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我们反对科学技术的专制主义，提倡城市设计的多功能主义，并把日内瓦学派的语言区分性原则当作一种可以保持的方法论原理，论述了音位学、语言学、现代艺术与文学理论的影响，以及像生物学这类科学学科的影响。 真正的问题在于，考虑到当下城市中人与现实的复杂关系，一种“自然语言”（我把迄今建筑学所运用的，既定的，不思考的，常与特殊的意识形态目标或特殊价值的功能运用联系在一起的城市建筑语言，零碎的语言，以主体为本位的语言，习惯性运用的语言都称之为“自然语言”）对于由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所提出的概念和假设已经不够用了。我们看到建筑学在现代城市中正在复制各种建筑的“方言”，由于受这种城市的分裂性所苦，我幻想和企图发展一种可以做为城市建筑的零度的语言限制，它之所以不是“自然的”，首先在于它是一种对任何既定思考的不思考，其次，“结构”概念本身的模式化思考仍然可以保持，但是，把既定的抽象概念做为一种操纵、控制的框架强加于具体的、可观察的城市现实的做法太简单了。它只说明，城市设计应以一种类似于语言的形式实体为研究对象，结构性体验本身就是理论化的，于是，形式构造理论，理论理解形式，它和任何特殊的现实功能无关，但与城市的全体现实有关——一个自立自足，具有可理解性的新世界诞生了。 城市设计就其所包含的知识而言，具有某种百科全书式的特征，但既不全面，又非确定不变，不会把任何一门知识当做偶像，但是，它或许可以接受现象学的一些思考，特别就其试图恢复普遍性和观念性的地位，而且（与此相关联地，以“回到事物本身”为口号）企图重新解释我们看作现实中既定的那些方面而言，更是如此。做为城市的全体现实的建筑特征被表明是“普遍的、观念的、往往是形式的”。但肯定不是专制性的，因为它是一种虚构——一种假设的构造活动的结果。 由于它不认为建筑语言仅只是一种工具，想让城市建筑在一种结构性的理智原则基础上自行表演，而不只是功利的加以利用，城市设计所根据的建筑话语就不再是认知性的，毋宁说是戏剧性的了。城市于是成为一个形式的剧场，这种戏剧性是和城市的构造性与足够的密度所带来的结构复杂性有关的，所以，我们运用结构主义方法，通过诗歌与戏剧的分析对对话结构进行的研究特别注意，这一研究有一个固定的出发点——跨学科的符号学思想。符号学思想使人希望产生一种新的方法，即一种相对性的方法。人们也许注意到，随着论文的进行，我悄悄的从语言学过渡到了符号学，从语言结构过渡到了话语。...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分解、构成都意味着把城市设计归结到一种关于建筑本身的语义结构的技巧学，这就是“虚构城市”的最后定义，它所使用的符号-功能的方法，使传统上外在于艺术的美学性与内在于艺术的美学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得以恢复，功能概念做为一种实践性的活动概念，在分析中结构才能构成的概念，成为基本的方法论前提，以基于符号学现实的结构性体验取代了审美的概念，对城市整体美学效果的体验，排除了那种在实验之前先下美学判断的做法，建筑师提供了一个假定的意义形式，但又未决定的它，它的功能取决于受者如何去创造性的运用。 所以，城市设计在它所坚持的间接性的，非完全具体性的实践中，即以美学功能为主，以美学空间的创造为主，这种空间就其整体性而言，不完全是知觉性的，因为主体已经不再其位，情绪和理智都将被压合到一种技巧学意义上的实验模型之中，所以，像舒茨所做的那种在表现空间、艺术空间、认识空间与所谓美学空间与存在空间之间的区分，在实践与理论之间所做的区分都是不必要的，“虚构城市”的设计技巧学不承认什么在上的精神框架，这就是为什么舒尔茨在讨论以往的既定的东西时头头是道，但在谈论实践时基本上无话可说，他那试图追潮建筑的存在空间源起的解释论立场也使他的现象学成了假的现象学。 关于城市整体结构的美学功能特性的分析——一种不考虑发生学问题的现象学分析——是从这样的事实出发的，按照穆卡洛夫斯基于1942年的主张，人有两种在现实面前理解自己的方式： 通过直接功能；...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这个问题应当放到语义结构的性质中讨论，城市的美学功能的问题就其对普遍意义的思考而言，属于与语言学类似的领域，讨论的主题就不再是关于美是否独立于人而存的问题，而是人如何以他的行为结构的美学性卷入城市符号学意义上的本文中的问题，正是在这层意义上，罗兰·巴尔特把技巧看做是人类创造性的本质。 就建筑而言，迄今为目，彼得·艾森曼是少有的对此问题有所领会的建筑师，并从结构语言学综合阶段的大师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概念出发，发展出了一种主体移心化之后，建筑以本身为参考尺度与对话对象的观念与方法，与正统现代建筑学那种以“我”为中心的独白式观念不同，对话的城市设计语言中在多个、至少是两个语境之间存在着自相渗透和自相脱离的过程，这些语境正是在对话中才达到语义的统一。 而所谓场所性，即情景的因素，环境的因素能够直接和间接的进入这种“在之间”的关系，这样一种场所情景可以突出的显露出来，也可以完全隐伏在背景中。然而它总是存在着，并且削弱着设计者的独白的设计力量。这是科学的城市美学研究据以为基础的认识论前提，只有在主体移心化之后，才谈的上城市能够被当做系统的序列和组合来研究。只有这样，从俄国形式主义开始的零零碎碎的功能和系统的分析才能使城市设计的分解工作与实验性构成有了意义。我们于是能够理解罗西为什么把城市设计的分析与构成的起点放在一座座城市建筑上，彼得·艾森曼则把这种分解与构成切分的更细，而像霍尔这类自觉进行城市设计类型学实验的建筑师如此重视零碎的细节，细节指的不是一块标牌，一根路灯杆之类的东西，美学性并非事物的实在属性，这是一个系列的问题。我们可以把布洛克曼描述现代文学观念的一段话直接转换为关于城市设计的观念：背景成为建筑，建筑又归入背景；周缘变为中心；琐屑之物结果变成极为重要。这种情况只能根据功能-符号的分析来理解。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当我用“虚构城市”来命名一种实验的、诗性的城市设计的符号语义学时，这个“虚”字就去除了设计师这个以往的决定性主体，也去除了受者，甲方往往带着意识形态色彩的权力意志，自此以后，主体的移心化，这个结构主义讨论的核心也将成为城市设计讨论的核心。当然，没有比去除了主体的权威更让人感到“虚无”的了。正如布洛克曼所说： 于是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方法中就产生了新的哲学概念。问题被明确地提了出来——这些问题不再限于美学，而是扩展到包括具有重大意义的哲学探索。人应被看作是他的作品和他的业绩的作者吗？他是那些似乎由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事件和美学的主人吗？他那种假定存在着的创造性，真的证明了我们评介如此之高，以至看作是其存在的本质的个人自由吗？还是说我们的结论是虚假的和意识形态性的呢？结构主义方法放弃了这个作家本位而代之以功能主义的解释。作为某种思想产物的人，而这一理想又包含了作为其本身愿望和理想的结果的人，就被看成是潜在的意识形态的因素了。根据这种见解，人的现实被看成是一幅破碎的图景，个性人的存在（西方思想中晚近的现象），也就是作为可信的和独立自存之有的人的存在，变成相对的。反之，设想出一个可随意确定的个性。移心化，即使它不能和功能性框架分开，也有一种解放的效果。自由毕竟总是依据一个有秩序的结构才有可能，否则它就成了无情沙漠中的荒诞的自由。 作为一个自足的和权威性的，决定一切事物定向基点的那个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主体概念，以及那种被放大到一个虚假集体性的唯物主义式的唯意志论都被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多功能的概念，人的因素只不过是城市构成整体中的一个成分而已。譬如设计师个性的问题，就大大不如个性作为艺术品的一个因素怎样发生作用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今天的城市设计大多追求个性表现，如果一个城市设计只表达设计者，或者试图和设计者争夺那个权威性的定向基点的受者的主体性的想法，就实在没有做这个设计的必要。之所以强调城市是一个符号学事实，就是要赋予城市设计作品能超越这局限的普遍意义。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很容易把对一种实验的城市设计方法与对设计师的主观意志的强调联系起来，要想排除这种误解，就应当明白，城市艺术的符号学性质不仅与习惯的反映论的功能主义相冲突，也与那种随意强调设计个性表达的理论相冲突。直到最近，城市设计的美学还只是作品的美学，对现实功能的强调不过是对设计者主观的功能认识程式的强调，无论是设计者还是作品的接受者实际上都没有跳出这个圈限。像“集体记忆”这种观念使我们注意到，一个城市设计作品既不能与它的作者的心理状态也不能和它的受者的心理状态视为同一。作为独立和具体的事实，它被设想成创作者和接受者之间的中介体。不过它并不是完全具体性的，这就是罗西强调类型并不等于一座具体的建筑的含义。 一个城市建筑的外观和内部结构都在时间和空间中改变着，当它在社会环境里公之于众时也是如此。运用“功能-结构”的方法，我们就可能克服以设计师和作品为中心的城市设计所带来局限，这样就在城市设计作品的美学之外又加上了来自受者方面的组成成分。 正如穆卡洛夫斯基在分析诗歌作品的陆续的译作时所说： 具体作品只有一种外部符号（按德·索绪尔的术语就是能指，按巴尔特的说法就是一个空的记号）的身份，它容许在集体意识里产生特定的意义……。...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把城市的建筑整体看做一个符号学事实，也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更加开放的思考空间，有助于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与地方主义，我们之所以特别重视不同地域的传统城市与地方乡镇在城市设计研究中的作用，在于对一种前工业世界里艺术全面体现出符号学性质的兴趣。这种兴趣也同样使我们关注以符号为志趣的反常规的现代艺术运动。布洛克曼对现代艺术的评介有助于促进这种见解： 我们只需注意一桩已经提过的事实：立体主义同时出现在俄国和法国，而且它们根据的是类似的美学和哲学的原理，虽然当时两国的社会结构遇然不同。某一社会结构能够理解在一个很不同的或一个较早的社会结构里创造出来的艺术品。实际上，这些作品往往得到比当时人更好的理解。换句话说，一个社会基本上可以享用全部艺术作品——它自己，和其他社会过去和现在的所有艺术品——这些艺术作品可以各自表现某些观点和认识。 从这个角度出发，法国作家马尔罗提出的“想象的美术馆”的观念可以做为当代城市设计的基本观念，在传统的反映论看来，把有着各种现实功能的城市当做一个想象的美术馆，即是唯美主义的，也是疯狂的，除非我们记住每一座城市建筑都是一个记号，整个城市都是一种符号学的艺术，否则就不能解释这个事实。实际上，近期巴黎的城市设计发展与统一后的柏林的城市设计向世界征集设想，就在实践上体现着这种观念。无论是反映论、历史主义、民族主义、狭隘的地方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强调城市艺术是社会要设计师提供的表现。但是，基于符号学的认识，不同文化的表面差别并不重要，在社会和艺术之间的关系中，一种机械论所暗示的必然联系，并不影响表现的方式和形式，而只涉及二者相互依赖这一事实。城市设计不仅为城市提供建筑学的艺术表现，它也企图影响社会事件，城市把表现自己的任务托负给了建筑师，但这个目的即非建筑师个人的也非社会的，这种说法也许让某些人困惑，因为在习惯的“反映论”式的功能主义中它既未从唯心主义，也未从唯物主义或者机械论方面加以解释过。或许它应从“符号-功能”上加以分析，从结构上加以理解。城市做为一种复杂的符号学事实，它的整体性必然需要设计师的理论性，而是否有一种结构性体验或认识，即是城市设计是否达到“理论”高度的一个标准，而当今城市在整体结构的连续性的断裂与支离破碎的现状提醒我们，仅像罗西那样寻找使城市整体艺术品可被理解的结构和语句已经不够，我们有必要调动这个世纪全部的现代语言去对过去与现在的建筑作品进行实验。罗西曾有一个梦想，我以为这也是每个城市设计师都会有的梦想：只要我们能从一种整体的符号学事实的高度去分析、把握、体验并去实验城市建筑的设计，既使象威尼斯那样的城市，在现代都市扩张与商业掠夺中被拆毁，直到只剩下一个圣马可广场的地步，我们仍有能力重造一个，不是古建筑复原，而是在用新方式操作旧世界语言的力量中体验到它的真实性。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把城市看做一种建筑学的符号事实，从美学上看，首先是针对自马克思主义以来的反映论的。城市首先是一个整体性的人造艺术品，它的艺术结构的发展是连续的和以内在合法性为特征的：它有一种相对独立的自我运动。 正是那种认为城市艺术是社会发展的直接结果的观念粗暴的破坏着我们的城市，城市建筑的艺术结构中的变化确实受到了外部的刺激，但这些冲击被感受和发展的性质与方向，却只取决于内部的美学前提。这些美学前提并不一定在艺术和社会之间导致机械论的因果关系，正如某一社会组织形式并不一定附有一种相应的艺术形式一样。就当下的中国城市而言，我们已经完全丧失了对城市艺术结构连续性的关怀，至于其内部的合法性何在，美学前提何在，理论上少见深思熟虑的成果，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城市建筑的文化丧失阶段，陈家琪在其《话语的真相》中从哲学的角度总结了这种“全面的丧失”： 我们这个一直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古老国度，一部近代史几乎也就是一部在改变其“自然状态”的同时也丧失其“古老”的历史；这里涉及两种总体性的丧失，一是空间性的，一是时间性的。空间的丧失与夺回就有了“一步跨入”的梦呓，想在原始的和自然的状态丧失后一跃而成为最不原始、也最不自然的‘世界历史”，人们生活在丧失了理想与信念之后的琐碎实践和纯粹功利性的随机追逐中，既没有了传统的度诚，也没有了诗的想象。 无论是“自然状态”的还是“古老”的城市，都是持续性的符号学事实，在这层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它与列维·斯特劳斯对原始社会神话学的结构主义研究进行比较，所以，结构主义性质的城市研究偏爱传统城市，是从城市艺术结构的内部形式的连续性着眼的。我之所以认为罗西的研究可称为城市设计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起点，与一些人以为他只是主张城市建筑的琐碎实践相反，他是洞察了城市设计的符号学性质的。在把城市的艺术性看做一种符号学事实时应当记住，城市的文化方向取决于人们对城市的理解与信念，是设计者与使用者共同参与的，理解活动中的“某种东西”。这个“某种东西”就是包含着某一特定社会结构的某些社会现象（如哲学、政治、科学等等）的整个关联域。其间的关系可能是紧密的，也可能是松弛的——可以有很多种结构关系，而狭隘的反映论，机械决定论，功利的功能主张肯定是行不通的，同时，这种关系要达到一种结构的程度，都需要耐心与时间。...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城市艺术的关键在于它的整体性，正是在作为一个整体的意义上，我们说城市的建筑结构的整体中的每个成分，或者在词态学的层面上切分为建筑的类型，或者在音位学的层面上切分到更小的细节，才能履行作为一个符号的功能，而且也只有做为一个整体，它才能从社会角度被理解，正是在全面把握城市的社会现实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城市首先是一个美学的对象，是一种符号学的艺术事实。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前面所讨论的结构主义倾向的城市美学研究，是当代一般记号研究的一个部分，我们从形式主义、音位学、结构语言学、现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等诸多方面的论证促进了这种见解，做为城市研究的另外一些重要主题，如社会学的和心理学的分析也应从这一点考虑。 更加重要的是，我们不仅仅是关心城市设计的理论或它的美学方面，我们也关心美学本身。从结构主义的角度看，只要把城市看作是一个美学的对象，它就像是一个记号的论断，正是从城市整体的艺术事实的前提出发，一座城市设计意义上的建筑同时就是记号、结构和价值，并且说明了它们在艺术作品自足体的意义世界里和在集体性（或社会性）意识里的双重存在。这里的方法论原理是“结构-功能”主义的，它在一个普遍性框架里所要作的城市分析，既考察了城市事物的美学特点，又考察了它的整体性的社会内容。 所以，把城市看做一种符号学事实，不仅仅是建立在那种把城市建筑的艺术看作是一种独立的事实的论断之上的。它与创作者，所谓专业建筑师的“主体性”，城市做为一种整体艺术品的内在结构，以及它与社会的关系都有关联，详审把握这一套综合关系正是城市设计当下所应做出的大胆尝试。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就这类问题的解决，在坚持一种高度组织化的城市建筑类型学的价值的同时，我们特别能从形式主义的诗歌研究，立体派的造型艺术以及如布莱希特式的现代戏剧等不同的艺术事实的秩序系列中得到启发，同一些要素在不同的组合中发挥的作用也不一样，罗西因此提出“类比城市”的原则，即一个类型化建筑完全可以同时出现在一座城市中的不同地方，另外，形式主义的异化手法有助于增加这种组合功能中的多样性。事实上，只看罗西的理论而不同时参考异化手法的作用，就很难全面理解他的城市建筑作品，例如，他在巴黎的集合住宅设计中，两个类型化组合的联结点，实际上是一个城市邮筒的建筑比例的放大和简化，这突出了类型化建筑语言的系统性特点。结果，城市建筑的类型，即它的相当于内在语言成分的部分需要看成是一种预定城市空间存在的价值系统，决定城市的文化走向的部分。这就使城市建筑学上的诗语自足体显明起来，并且突出了它的特征属性。这并非没有意识形态上的价值，在正统的建筑学中起着辅助作用的一切交流性的、实用的语言成分以及正统建筑学所忽略的一切弃物性的，不纯的，甚至是非建筑的一切语言成分，在诗语自足体里都获得了自己的独立价值。在实用中形成的语言成分的自动等级系统在诗化的城市设计语言中就被放弃了，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以“虚构城市”的名义呼唤着一门独立的城市设计的诗化语义学的诞生。 一门这样的城市设计的诗化语言学引起非议是可以预料的，其中主要的怀疑可能是，这种方法研究的只是城市的美学方面，城市不仅有美学功能，也有其它功能的定义，而这里所强调的是城市设计中美学性的考虑是第一性的，也是决定性的，这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阐明。就结构主义思想的原理而言，答案首先在于城市是种符号学事实的艺术。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关于第二个区别，我们注意到，尽管像罗西的《城市建筑》这类著作也谈论现代城市，但所运用的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显然在分析传统城市时更为有效。与之相比，俄国形式主义者在文学理论上的贡献主要在于诗歌语言的分析，两者的共同点在于，与实用的建筑语言或实用的文学语言如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相比，传统城市和诗歌做为语言的自足体或它的类似物能够清楚的加以认识。 所以，城市设计的类型学研究必须试图建立一种诗化的建筑语言的的统一体，正是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一座类型化的建筑也就是一座微型城市的意思，它的基本原理是：诗化的城市设计作品形式化了一个“功能-形式”的结构，它的各个要素是我们唯一可能的分析起点，但只能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才能理解。 不过，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说：“这类模式是具有精确、彻底和不太复杂的定义的理论构成物。”建筑的类型学研究就其形式的内在性而言，与城市的现实在本质上类似，而我们在罗西的城市建筑类型学研究上看到，这种方法和语言同文学及其演变的结构法则的分析类似，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个实际的、既定的结构类型的有限系列——对此来说，就是结构发展的类型。罗兰·巴特也说，类型的重复在生活世界中几乎有着造物主的力量。这一方面使我们认识到，城市艺术的整体性取决于有类结构类型的重复，重复对城市的构成有着认识论上的重要价值；另一方面，对一个实际的、既定的结构类型的有限系列的过分强调，也可能忽略时间性、偶然性、瞬时变化等类似于言语的建筑因素的危险。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集体性记忆”一词本身的词义是什么，在我看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既强调了在城市设计中，建筑师个人创造活动的踪迹，它来自实用的交流语言，但更来自建筑的传统，同时，它也强调了这样一种局面的可能性，即一种类型化的城市建筑的建造不仅适用于建筑师，也适用于所有非建筑师的自发建造，因为它们都卷入名为“集体性记忆”的秩序之中，有助于保持或恢复城市建筑构成正在丧失，且已经丧失的整体性。 第一个区别确实是有趣的，而且我们在大多数结构主义活动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区别。如果不仅限于建筑学，在一个各相关结构活动可相互融合的层面上，我们也可以把它表达为：“潜在于心中的语言不同于表现在言语中的语言”，尽管潜在于心中的语言是否只是一种集体性的记忆语言是值得商讨的，因为正像立体派艺术家所主张的，语言的构成也包含着主体建设性构成的方面。雅克布逊说，“大多数说话的主体都把他们说话时使用的语言看作一种特例，因为“他们在思考时更常运用语言的形式”。 换句话说，语言形式是作为内部形式，作为由说话动作而成为实在的，内在化了的形式而存在的。于是说话和思都是语言的内在化形式的实现。因而我们就不再关心意识和无意识或集体化记忆之间的那种区别了，从这层意义上说，无论是罗西建立在词态学层面上的城市建筑的类型学或是今日建立在音位学层面上的更富构成性，杂交性的城市建筑的结构语言，都是一种较之日常实用交流的建筑更富思考性的建筑学，它的对象首先是城市建筑语言的内部形式。城市设计就是运用建筑语言在城市中说话和思想，但是对于建筑师来说，这并不总是自觉的，尤其当建筑学没有被放在结构的意义上去思考，也就是没有被“理论”化的时候，大多数建筑师的设计只不过是一些随意的建筑言语而已。正如布洛克曼所说： 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运用言语的世界里，我们一生都使语言形式内在化。（不过，不自觉的），这些语言形式的运用只占据全部内在化过程的一些时段而己。...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罗西的城市建筑学可以说建立在一个词态学的平面上。一个词和一个音素不同，一个音素通过其在结构中的位置决定意义，但其本身并不包含意义，所以，它是一个空的形式；但一个词却是一种语言命名的结果，尽管类型学是基于系统性来为座城市做命名活动，但一个类型却不能说是完全空的形式，比如一个“十字”平面的类型，它的宗教含义，或者不带具体的宗教色彩，它的存在性含义都是不言而喻的，由一种特别属于某一地域的“文化的”因素所决定，并因此不可能完全摆脱传统的象征文脉的等级体制。也许，这正是对欧洲传统城市抱著深厚情感的罗西的用意所在，即试图为欧洲城市的再造找到一种既是分析性的，也是构成性的模式，同时，也保持着它和文化传统的最后的一线之牵，即他所说的集体记忆之类的东西。 于是，他就得到下述句法结构，用以补充传统性的，拘于实用句法的字词研究：一个词是一种语言在结构的意义上命名的结果，我们称之为类型；而一组词就是句法程序的结果；这一句法程序的基本功能是谓语性的，或者说，它是唯一排除“是”这个谓词的谓语性的。一个主词，即一个类型在一个类型组中“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位置，以及决定这一位置的结构方法。一个主词也就是一个类型，它在城市建筑的语言学上的作用方式只有通过研究这一语言中的谓语性活动才能清楚，或者说，所有关于内容的名称性建筑语言，所有关于装饰性的形容词性的建筑语言，都须转换成动词性、事件性的语言才能揭示类型在城市中的作用，罗西在《城市建筑》一书中大体只谈到类型，至于类型组的句法结构，后来他提出了像“类比城市”这样的理论观念来讨论。更加重要的是，根据这种方法，划分为诗性的，实用的或通过被排除在正统建筑学之外的发散性的、自发的、情绪化的混杂无序的建筑言语的复杂的城市建筑的语言活动，都可能按照一种共同的尺度加以分析，不过，罗西显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方法的潜力，在他看来，类型在传统的典型建筑、持续存在的纪念性建筑中更容易找到，且一直保持着建筑学上的纯正，在这个基础上，有可能发展出一种城市建筑类型学的元语言，而那些零散的，不纯的因素尽管一直，吸引着他，却很难被纳入一种整体性的城市秩序之中，在我看来，这是固着于词态学层面的限制，在这个平面上所分析出的类型，总是针对着固定的结构与含义的，而城市建筑语言的真正解放，有赖于把研究的对象放在类似于音位层的水平面上，并坚持这样一种立场，即结构主义从不分析固定的结构，因为结构做为一种理智系统，它自己也在构成之中，与罗西相比，我们在彼得·艾森曼或屈米这些建筑师的探索中，看到了一种更具解放性的，基于城市建筑语言音位层面上的实验，这个问题，我将在论文的下篇中展开讨论。 不过，罗西的研究仍然开创了城市建筑语言学的一个开始，决定了阶段性的分析起点与对象，同时，罗西的理论也体现了两处重要的区别在城市建筑语言学中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即使在音位学层面上的分析与构成活动中也是被继续保持的：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