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当我用“虚构城市”来命名一种实验的、诗性的城市设计的符号语义学时，这个“虚”字就去除了设计师这个以往的决定性主体，也去除了受者，甲方往往带着意识形态色彩的权力意志，自此以后，主体的移心化，这个结构主义讨论的核心也将成为城市设计讨论的核心。当然，没有比去除了主体的权威更让人感到“虚无”的了。正如布洛克曼所说： 于是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方法中就产生了新的哲学概念。问题被明确地提了出来——这些问题不再限于美学，而是扩展到包括具有重大意义的哲学探索。人应被看作是他的作品和他的业绩的作者吗？他是那些似乎由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事件和美学的主人吗？他那种假定存在着的创造性，真的证明了我们评介如此之高，以至看作是其存在的本质的个人自由吗？还是说我们的结论是虚假的和意识形态性的呢？结构主义方法放弃了这个作家本位而代之以功能主义的解释。作为某种思想产物的人，而这一理想又包含了作为其本身愿望和理想的结果的人，就被看成是潜在的意识形态的因素了。根据这种见解，人的现实被看成是一幅破碎的图景，个性人的存在（西方思想中晚近的现象），也就是作为可信的和独立自存之有的人的存在，变成相对的。反之，设想出一个可随意确定的个性。移心化，即使它不能和功能性框架分开，也有一种解放的效果。自由毕竟总是依据一个有秩序的结构才有可能，否则它就成了无情沙漠中的荒诞的自由。 作为一个自足的和权威性的，决定一切事物定向基点的那个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主体概念，以及那种被放大到一个虚假集体性的唯物主义式的唯意志论都被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多功能的概念，人的因素只不过是城市构成整体中的一个成分而已。譬如设计师个性的问题，就大大不如个性作为艺术品的一个因素怎样发生作用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今天的城市设计大多追求个性表现，如果一个城市设计只表达设计者，或者试图和设计者争夺那个权威性的定向基点的受者的主体性的想法，就实在没有做这个设计的必要。之所以强调城市是一个符号学事实，就是要赋予城市设计作品能超越这局限的普遍意义。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很容易把对一种实验的城市设计方法与对设计师的主观意志的强调联系起来，要想排除这种误解，就应当明白，城市艺术的符号学性质不仅与习惯的反映论的功能主义相冲突，也与那种随意强调设计个性表达的理论相冲突。直到最近，城市设计的美学还只是作品的美学，对现实功能的强调不过是对设计者主观的功能认识程式的强调，无论是设计者还是作品的接受者实际上都没有跳出这个圈限。像“集体记忆”这种观念使我们注意到，一个城市设计作品既不能与它的作者的心理状态也不能和它的受者的心理状态视为同一。作为独立和具体的事实，它被设想成创作者和接受者之间的中介体。不过它并不是完全具体性的，这就是罗西强调类型并不等于一座具体的建筑的含义。 一个城市建筑的外观和内部结构都在时间和空间中改变着，当它在社会环境里公之于众时也是如此。运用“功能-结构”的方法，我们就可能克服以设计师和作品为中心的城市设计所带来局限，这样就在城市设计作品的美学之外又加上了来自受者方面的组成成分。 正如穆卡洛夫斯基在分析诗歌作品的陆续的译作时所说： 具体作品只有一种外部符号（按德·索绪尔的术语就是能指，按巴尔特的说法就是一个空的记号）的身份，它容许在集体意识里产生特定的意义……。...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把城市的建筑整体看做一个符号学事实，也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更加开放的思考空间，有助于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与地方主义，我们之所以特别重视不同地域的传统城市与地方乡镇在城市设计研究中的作用，在于对一种前工业世界里艺术全面体现出符号学性质的兴趣。这种兴趣也同样使我们关注以符号为志趣的反常规的现代艺术运动。布洛克曼对现代艺术的评介有助于促进这种见解： 我们只需注意一桩已经提过的事实：立体主义同时出现在俄国和法国，而且它们根据的是类似的美学和哲学的原理，虽然当时两国的社会结构遇然不同。某一社会结构能够理解在一个很不同的或一个较早的社会结构里创造出来的艺术品。实际上，这些作品往往得到比当时人更好的理解。换句话说，一个社会基本上可以享用全部艺术作品——它自己，和其他社会过去和现在的所有艺术品——这些艺术作品可以各自表现某些观点和认识。 从这个角度出发，法国作家马尔罗提出的“想象的美术馆”的观念可以做为当代城市设计的基本观念，在传统的反映论看来，把有着各种现实功能的城市当做一个想象的美术馆，即是唯美主义的，也是疯狂的，除非我们记住每一座城市建筑都是一个记号，整个城市都是一种符号学的艺术，否则就不能解释这个事实。实际上，近期巴黎的城市设计发展与统一后的柏林的城市设计向世界征集设想，就在实践上体现着这种观念。无论是反映论、历史主义、民族主义、狭隘的地方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强调城市艺术是社会要设计师提供的表现。但是，基于符号学的认识，不同文化的表面差别并不重要，在社会和艺术之间的关系中，一种机械论所暗示的必然联系，并不影响表现的方式和形式，而只涉及二者相互依赖这一事实。城市设计不仅为城市提供建筑学的艺术表现，它也企图影响社会事件，城市把表现自己的任务托负给了建筑师，但这个目的即非建筑师个人的也非社会的，这种说法也许让某些人困惑，因为在习惯的“反映论”式的功能主义中它既未从唯心主义，也未从唯物主义或者机械论方面加以解释过。或许它应从“符号-功能”上加以分析，从结构上加以理解。城市做为一种复杂的符号学事实，它的整体性必然需要设计师的理论性，而是否有一种结构性体验或认识，即是城市设计是否达到“理论”高度的一个标准，而当今城市在整体结构的连续性的断裂与支离破碎的现状提醒我们，仅像罗西那样寻找使城市整体艺术品可被理解的结构和语句已经不够，我们有必要调动这个世纪全部的现代语言去对过去与现在的建筑作品进行实验。罗西曾有一个梦想，我以为这也是每个城市设计师都会有的梦想：只要我们能从一种整体的符号学事实的高度去分析、把握、体验并去实验城市建筑的设计，既使象威尼斯那样的城市，在现代都市扩张与商业掠夺中被拆毁，直到只剩下一个圣马可广场的地步，我们仍有能力重造一个，不是古建筑复原，而是在用新方式操作旧世界语言的力量中体验到它的真实性。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把城市看做一种建筑学的符号事实，从美学上看，首先是针对自马克思主义以来的反映论的。城市首先是一个整体性的人造艺术品，它的艺术结构的发展是连续的和以内在合法性为特征的：它有一种相对独立的自我运动。 正是那种认为城市艺术是社会发展的直接结果的观念粗暴的破坏着我们的城市，城市建筑的艺术结构中的变化确实受到了外部的刺激，但这些冲击被感受和发展的性质与方向，却只取决于内部的美学前提。这些美学前提并不一定在艺术和社会之间导致机械论的因果关系，正如某一社会组织形式并不一定附有一种相应的艺术形式一样。就当下的中国城市而言，我们已经完全丧失了对城市艺术结构连续性的关怀，至于其内部的合法性何在，美学前提何在，理论上少见深思熟虑的成果，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城市建筑的文化丧失阶段，陈家琪在其《话语的真相》中从哲学的角度总结了这种“全面的丧失”： 我们这个一直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古老国度，一部近代史几乎也就是一部在改变其“自然状态”的同时也丧失其“古老”的历史；这里涉及两种总体性的丧失，一是空间性的，一是时间性的。空间的丧失与夺回就有了“一步跨入”的梦呓，想在原始的和自然的状态丧失后一跃而成为最不原始、也最不自然的‘世界历史”，人们生活在丧失了理想与信念之后的琐碎实践和纯粹功利性的随机追逐中，既没有了传统的度诚，也没有了诗的想象。 无论是“自然状态”的还是“古老”的城市，都是持续性的符号学事实，在这层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它与列维·斯特劳斯对原始社会神话学的结构主义研究进行比较，所以，结构主义性质的城市研究偏爱传统城市，是从城市艺术结构的内部形式的连续性着眼的。我之所以认为罗西的研究可称为城市设计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起点，与一些人以为他只是主张城市建筑的琐碎实践相反，他是洞察了城市设计的符号学性质的。在把城市的艺术性看做一种符号学事实时应当记住，城市的文化方向取决于人们对城市的理解与信念，是设计者与使用者共同参与的，理解活动中的“某种东西”。这个“某种东西”就是包含着某一特定社会结构的某些社会现象（如哲学、政治、科学等等）的整个关联域。其间的关系可能是紧密的，也可能是松弛的——可以有很多种结构关系，而狭隘的反映论，机械决定论，功利的功能主张肯定是行不通的，同时，这种关系要达到一种结构的程度，都需要耐心与时间。...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城市艺术的关键在于它的整体性，正是在作为一个整体的意义上，我们说城市的建筑结构的整体中的每个成分，或者在词态学的层面上切分为建筑的类型，或者在音位学的层面上切分到更小的细节，才能履行作为一个符号的功能，而且也只有做为一个整体，它才能从社会角度被理解，正是在全面把握城市的社会现实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城市首先是一个美学的对象，是一种符号学的艺术事实。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前面所讨论的结构主义倾向的城市美学研究，是当代一般记号研究的一个部分，我们从形式主义、音位学、结构语言学、现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等诸多方面的论证促进了这种见解，做为城市研究的另外一些重要主题，如社会学的和心理学的分析也应从这一点考虑。 更加重要的是，我们不仅仅是关心城市设计的理论或它的美学方面，我们也关心美学本身。从结构主义的角度看，只要把城市看作是一个美学的对象，它就像是一个记号的论断，正是从城市整体的艺术事实的前提出发，一座城市设计意义上的建筑同时就是记号、结构和价值，并且说明了它们在艺术作品自足体的意义世界里和在集体性（或社会性）意识里的双重存在。这里的方法论原理是“结构-功能”主义的，它在一个普遍性框架里所要作的城市分析，既考察了城市事物的美学特点，又考察了它的整体性的社会内容。 所以，把城市看做一种符号学事实，不仅仅是建立在那种把城市建筑的艺术看作是一种独立的事实的论断之上的。它与创作者，所谓专业建筑师的“主体性”，城市做为一种整体艺术品的内在结构，以及它与社会的关系都有关联，详审把握这一套综合关系正是城市设计当下所应做出的大胆尝试。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就这类问题的解决，在坚持一种高度组织化的城市建筑类型学的价值的同时，我们特别能从形式主义的诗歌研究，立体派的造型艺术以及如布莱希特式的现代戏剧等不同的艺术事实的秩序系列中得到启发，同一些要素在不同的组合中发挥的作用也不一样，罗西因此提出“类比城市”的原则，即一个类型化建筑完全可以同时出现在一座城市中的不同地方，另外，形式主义的异化手法有助于增加这种组合功能中的多样性。事实上，只看罗西的理论而不同时参考异化手法的作用，就很难全面理解他的城市建筑作品，例如，他在巴黎的集合住宅设计中，两个类型化组合的联结点，实际上是一个城市邮筒的建筑比例的放大和简化，这突出了类型化建筑语言的系统性特点。结果，城市建筑的类型，即它的相当于内在语言成分的部分需要看成是一种预定城市空间存在的价值系统，决定城市的文化走向的部分。这就使城市建筑学上的诗语自足体显明起来，并且突出了它的特征属性。这并非没有意识形态上的价值，在正统的建筑学中起着辅助作用的一切交流性的、实用的语言成分以及正统建筑学所忽略的一切弃物性的，不纯的，甚至是非建筑的一切语言成分，在诗语自足体里都获得了自己的独立价值。在实用中形成的语言成分的自动等级系统在诗化的城市设计语言中就被放弃了，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以“虚构城市”的名义呼唤着一门独立的城市设计的诗化语义学的诞生。 一门这样的城市设计的诗化语言学引起非议是可以预料的，其中主要的怀疑可能是，这种方法研究的只是城市的美学方面，城市不仅有美学功能，也有其它功能的定义，而这里所强调的是城市设计中美学性的考虑是第一性的，也是决定性的，这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阐明。就结构主义思想的原理而言，答案首先在于城市是种符号学事实的艺术。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关于第二个区别，我们注意到，尽管像罗西的《城市建筑》这类著作也谈论现代城市，但所运用的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显然在分析传统城市时更为有效。与之相比，俄国形式主义者在文学理论上的贡献主要在于诗歌语言的分析，两者的共同点在于，与实用的建筑语言或实用的文学语言如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相比，传统城市和诗歌做为语言的自足体或它的类似物能够清楚的加以认识。 所以，城市设计的类型学研究必须试图建立一种诗化的建筑语言的的统一体，正是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一座类型化的建筑也就是一座微型城市的意思，它的基本原理是：诗化的城市设计作品形式化了一个“功能-形式”的结构，它的各个要素是我们唯一可能的分析起点，但只能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才能理解。 不过，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说：“这类模式是具有精确、彻底和不太复杂的定义的理论构成物。”建筑的类型学研究就其形式的内在性而言，与城市的现实在本质上类似，而我们在罗西的城市建筑类型学研究上看到，这种方法和语言同文学及其演变的结构法则的分析类似，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个实际的、既定的结构类型的有限系列——对此来说，就是结构发展的类型。罗兰·巴特也说，类型的重复在生活世界中几乎有着造物主的力量。这一方面使我们认识到，城市艺术的整体性取决于有类结构类型的重复，重复对城市的构成有着认识论上的重要价值；另一方面，对一个实际的、既定的结构类型的有限系列的过分强调，也可能忽略时间性、偶然性、瞬时变化等类似于言语的建筑因素的危险。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集体性记忆”一词本身的词义是什么，在我看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既强调了在城市设计中，建筑师个人创造活动的踪迹，它来自实用的交流语言，但更来自建筑的传统，同时，它也强调了这样一种局面的可能性，即一种类型化的城市建筑的建造不仅适用于建筑师，也适用于所有非建筑师的自发建造，因为它们都卷入名为“集体性记忆”的秩序之中，有助于保持或恢复城市建筑构成正在丧失，且已经丧失的整体性。 第一个区别确实是有趣的，而且我们在大多数结构主义活动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区别。如果不仅限于建筑学，在一个各相关结构活动可相互融合的层面上，我们也可以把它表达为：“潜在于心中的语言不同于表现在言语中的语言”，尽管潜在于心中的语言是否只是一种集体性的记忆语言是值得商讨的，因为正像立体派艺术家所主张的，语言的构成也包含着主体建设性构成的方面。雅克布逊说，“大多数说话的主体都把他们说话时使用的语言看作一种特例，因为“他们在思考时更常运用语言的形式”。 换句话说，语言形式是作为内部形式，作为由说话动作而成为实在的，内在化了的形式而存在的。于是说话和思都是语言的内在化形式的实现。因而我们就不再关心意识和无意识或集体化记忆之间的那种区别了，从这层意义上说，无论是罗西建立在词态学层面上的城市建筑的类型学或是今日建立在音位学层面上的更富构成性，杂交性的城市建筑的结构语言，都是一种较之日常实用交流的建筑更富思考性的建筑学，它的对象首先是城市建筑语言的内部形式。城市设计就是运用建筑语言在城市中说话和思想，但是对于建筑师来说，这并不总是自觉的，尤其当建筑学没有被放在结构的意义上去思考，也就是没有被“理论”化的时候，大多数建筑师的设计只不过是一些随意的建筑言语而已。正如布洛克曼所说： 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运用言语的世界里，我们一生都使语言形式内在化。（不过，不自觉的），这些语言形式的运用只占据全部内在化过程的一些时段而己。...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罗西的城市建筑学可以说建立在一个词态学的平面上。一个词和一个音素不同，一个音素通过其在结构中的位置决定意义，但其本身并不包含意义，所以，它是一个空的形式；但一个词却是一种语言命名的结果，尽管类型学是基于系统性来为座城市做命名活动，但一个类型却不能说是完全空的形式，比如一个“十字”平面的类型，它的宗教含义，或者不带具体的宗教色彩，它的存在性含义都是不言而喻的，由一种特别属于某一地域的“文化的”因素所决定，并因此不可能完全摆脱传统的象征文脉的等级体制。也许，这正是对欧洲传统城市抱著深厚情感的罗西的用意所在，即试图为欧洲城市的再造找到一种既是分析性的，也是构成性的模式，同时，也保持着它和文化传统的最后的一线之牵，即他所说的集体记忆之类的东西。 于是，他就得到下述句法结构，用以补充传统性的，拘于实用句法的字词研究：一个词是一种语言在结构的意义上命名的结果，我们称之为类型；而一组词就是句法程序的结果；这一句法程序的基本功能是谓语性的，或者说，它是唯一排除“是”这个谓词的谓语性的。一个主词，即一个类型在一个类型组中“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位置，以及决定这一位置的结构方法。一个主词也就是一个类型，它在城市建筑的语言学上的作用方式只有通过研究这一语言中的谓语性活动才能清楚，或者说，所有关于内容的名称性建筑语言，所有关于装饰性的形容词性的建筑语言，都须转换成动词性、事件性的语言才能揭示类型在城市中的作用，罗西在《城市建筑》一书中大体只谈到类型，至于类型组的句法结构，后来他提出了像“类比城市”这样的理论观念来讨论。更加重要的是，根据这种方法，划分为诗性的，实用的或通过被排除在正统建筑学之外的发散性的、自发的、情绪化的混杂无序的建筑言语的复杂的城市建筑的语言活动，都可能按照一种共同的尺度加以分析，不过，罗西显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方法的潜力，在他看来，类型在传统的典型建筑、持续存在的纪念性建筑中更容易找到，且一直保持着建筑学上的纯正，在这个基础上，有可能发展出一种城市建筑类型学的元语言，而那些零散的，不纯的因素尽管一直，吸引着他，却很难被纳入一种整体性的城市秩序之中，在我看来，这是固着于词态学层面的限制，在这个平面上所分析出的类型，总是针对着固定的结构与含义的，而城市建筑语言的真正解放，有赖于把研究的对象放在类似于音位层的水平面上，并坚持这样一种立场，即结构主义从不分析固定的结构，因为结构做为一种理智系统，它自己也在构成之中，与罗西相比，我们在彼得·艾森曼或屈米这些建筑师的探索中，看到了一种更具解放性的，基于城市建筑语言音位层面上的实验，这个问题，我将在论文的下篇中展开讨论。 不过，罗西的研究仍然开创了城市建筑语言学的一个开始，决定了阶段性的分析起点与对象，同时，罗西的理论也体现了两处重要的区别在城市建筑语言学中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即使在音位学层面上的分析与构成活动中也是被继续保持的： 1....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我始终认为，雅克布逊所概述过的音位学系统的结构原理对城市设计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它即帮助我们可以超越信仰、历史事件、社会风格的差异而搜求城市结构无差别，无等级的文化愿望，也极具解放性的指出了分析一个城市建筑语言系统的基本任务：即寻求组成成分，寻求类似于音素的决定意义，但本身又无意义的空的形式，寻求城市建筑语言系统内类似于音位学的相互关联，以及进行种种空的形式序列的研究。从语言学上说，音素、音素群序列，这些都是语言结构的音位学和词态学描写的成分。 与之相比拟，城市的建筑通过结构分析，也可以分割出类似的音位层和词态层。雅克布逊所主张的音位分析的步骤也适用于词。当一个词按其功能来考察时，就被当作命名活动的结果——于是就有可能建立观察语言的各种机械性方法。雅克布逊发现一个词的自主存在是不言而喻的。它在各种语言里有程度不同的表现。与之相比，罗西在城市设计理论上的贡献也在于，他发现在一个城市的整体建筑结构中，一座建筑就像一个词，有着独立的价值，是自主的艺术事实，由于对一个建筑的“词”性元素不再是从现实的功能内容上看，而是从一个整体的形式系统上看，所以，这个词并非指每一座具体的建筑，词做为命名活动的结果，不再是象传统那样以特殊的功能内容分类，而是通过这一“命名活动”能够把现实分解为可以掌握的建筑语言实体，这就是类型的意义。而不论现实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具体的还是抽象的，老的“代表论”式的功能主义都被放弃了，它被一种分析性的，同时也是构成性的理论所取代。不过，与语言学相比拟，把城市建筑的语言理论建立在词态学还是音位学的层面上，是有着重要的理论区别的。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于是，城市设计的语言学的比较研究又重新有了可能。罗西把城市建筑的关键介定为所谓首要元素、典范性建筑这类特殊的语言复合体的做法肯定是过于传统了。 今后不仅可以把这类特殊的语言复合体和其社会的与历史的材料相比较，而且也可以既从历时性又从共时性方面去发现和比较正统建筑语言的弃物、不纯方面的城市建筑语言系统的结构法则，正如我们经常观察到的，由建筑师设计的城市建筑大都类似于语言学中的聚合性现象，呈现出中心性，高度的组织性与控制性，而那些边缘的，自发的或不以建筑为目标的建筑大都类似于发散性的、混杂而无序的语言，但是，通过在结构法则层面的研究，城市建筑语言的聚合性与发散性都可能得到阐明。 按照比较的结构研究，聚合性似乎像是发散性的，而发散性会突然显露为聚合性的。这使城市设计有可能接近一种更加真实，充满生机的城市面貌，克服大部分是依靠粗糙直觉又往往是缺乏成效的方法，城市的本文性与现实性的同一不仅是一种理论观念，也是一套操作方法。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首先，我们在城市建筑语言研究中也遇到共时性与历时性（时间性）的问题。并进而认识到，建筑的语言材料实际上是同一个城市生活综合体的组成部分，对这种材料的共时性分析的确是得以了解相关语言的性质和特点的唯一可能方式。以至于把研究对象限定于由建筑师设计的典型作品的做法肯定是过于狭隘了，因而应该把一座城市中的一种或数种共存的建筑语言的各种特殊属性按类型编目，并对它们作共时性分析。但是，我们需要越过结构主义的“语言”阶段，不只限于研究同一的，持续的类型对象，也应扩展到歧异的，偶然的，瞬时的现象，历时性，事件性并不排除功能和结构的研究。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根据索绪尔所开创的概念，语言首先是一种形式系统，而就各语言成分在结构层面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而言，它也是一种功能系统，这里所说的功能和此时此地的现实无关，进一步说，如果我们把城市建筑看做是一种语言现象，初看起来，它似乎同样是一个表达手段的系统，它的运用始终与现实的目标有关，但从结构的角度去看，这个目标不一定是交流性的。实际上，如果我们不同时去理解整个城市的结构，就不可能明白任何一种具体的建筑语言事实，而且在这样做时，有关的建筑语言会显得更加真实。这一方法直接使我们获得了许多结构主义思想发展所特有的基本原则。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只有建筑师的认知主体离心之后我们才能谈到“城市的本文”，也只有在“城市的本文”的意义上，我们才能开始谈论城市的设计。“本文”念的出现，标志着结构主义进入一个更为综合性的阶段。正如结构主义从来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系统哲学，它主张从结构成分入手，超出早先那种比较粗糙的直觉性观察，而对观察对象，作具体的层次分析的方法使它必然植根于非哲学的具体学科中，因此，关于一种一般理论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文学理论的具体研究而形成的。如布洛克曼所说： 文学被揭示为一种按照社会价值体系产物的法则而不断变动的过程。每一种文学活动以及每一种言语行为的结果，都是一段本文。因此，结构主义提出了本文结构与现实结构是同一的这一影响深远的观点。甚至连某一理论的形而上学的基础，也必须被解释作是一种本文而不是个人所产生的特殊的本文结构。正是在这些结构里，而不是在别处，一套言语行为才能产生出来。于是在结构主义的综合阶段中，有两种错综的结构起着主导的作用：本文结构和话语结构。虽然二者都是被给定的（由于本文和话语决不是主观意图的单一结果），但同时也是被构成的——不再是以某位研究者的主观意图而是为决定整体和功能原则的价值和传统所构成的。这正是福柯所称作的：无作者思想、无主体知识、无同一性理论。 无并不等于没有，而是意指相对，因为当结构创造出来后，每一个成分原则上都是同样重要的。这也带有方法论上的特殊意义，就城市设计而言，一座城市包含着对结构概念的多重用法，对城市的论述也不只限于建筑学，在结构主义里，研究融化在每一门具体学科中，它既指每门学科的具体分析方法，也指共同分享的方法论原则，一个结构论述就是一种只包含着结构特性加上一个或几个客体领域或特征的陈述。对结构的科学的和非科学的描述经常交替出现，这在理论上或许不纯，但却积极对应着现实中真实关系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种种方法的作用是难分辨的——哲学的——认识论的、文学的、美学的、政治的也包括建筑学的等等。这种方法论上的相互融合取决于结构概念的渗透性，即内容的相对性，并指赋予形式的和关系的因素以优先的地位，因此我们可以谈论一个从容启示的概念世界，从文学到美学、到艺术、到哲学、到建筑学、到城市设计自由的跳跃，正如巴尔特所说： 由于结构主义既非一个学派也非一个运动，因而没有理由把它局限于科学思想。人们应尽可能设法在一个不同于思索性语言的层次上，尽可能广泛地描述它（如果不是给它下定义的话）。...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就象罗西强调城市的整体事实与其说是客观的、历史的，不如说是人工的，关于“结构是强加于客观事实的另一种理智系统，或最终是由主体创造出来的说法，也特别容易招至误解，就象当年托洛斯基针对形式主义主义者提出的艺术形式的异化原则，以为这意味着艺术家从此可以为所欲为一样。实际上，这主要缘于结构主义关于主体移心化的思想往往被忽视。并特别不愿意被人们所承认。 就城市设计面言，结构的发掘有赖于主体，即观察者的观点，但结构在集体性意义上的可理解性，也取决于主体的撤退。布洛克曼这样评价这种“离心化”在结构概念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的确，结构主义的思想方式可以认真地被看做是达到一种离心的思想方式的尝试。我们还记得尼采说过：“哥白尼以后，人从中心位置滚向一个X。”各种唯心主义知识理论的固定起点——主体——被取消了；离心者在必不可少的关联域中（语境的上下文中）即在每一种，就其敢于暴露自己的范围内，进行自我质疑的思想方式中，表现了出来。一切关系的中心不再是预先确定的了；它在系统内部不停地改变。做为系统的一个先前的部分，它本身参与了系统。在这方面语言学帮助我们了解到，一个系统的个别成分，只有通过它与一切其它成分的对立关系才能确定，这种情况甚至于也适用于那种成分，即系统被它认知，它是整体的表征成分。 这段话最后一句的后半句是说：这种情况也适用于认知者本身。就是说，思维主体在认识论上不能居于哲学思想的中心地位、绝对地位和稳定地位：任何“中心”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结构主义标志着“旧信念的结束”（尼采语，它导致“西方道德和真理观念的自行中止”）。这使我们理解了罗西在城市设计中强调集体性价值的深刻含义，在当今的城市中，每一座建筑都力图把自己当做中心来处理，在这个预定的中心背后，隐藏着一个理论上无所不知的观察者——建筑师，这种自我中心的态度，使得任何自称客观的体现了建筑功能要求的说法都令人生疑，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中心瓦解着做为同一性与复杂性并存的城市整体，处处都是中心，都是固定的中心，所以城市变成没有中心的了。而“主体移心”一方面把个人与社会关联域的关系看成是词与其上下文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认为思维借以进行的语言不仅是社会性现象，实际上也只具有社会性存在，正如巴尔特所说，人不能处于语言之外，不过人或许可能把不可能的事诉诸语言、对语言进行戏弄与虚构。罗西认为类型不能创造或许不能称错，但认为类型不能混杂则把主体不仅移心，干脆取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