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在对城市的读解中，理论模式的重要性，通过比较罗西的城市建筑理论与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论就可以清楚的看出来，基本上，我对林奇的理论抱一种批判的态度，但这并不妨碍我认同他在理论上的贡献，在强调从城市的现实出发，而不是从理论教条以及科学神话出发这一点上，罗西与林奇是一致的，在研究中，这一点的重要性，在当下城市设计实践中，只要看一下那种粗鲁的建造方式的广泛性，就可以体会。林奇理论的另一重要性，在于强调意向性建构在城市研究中的根本作用，试图以一种更科学的概念系统改善“城市形态”这种对象在实践中难以运作的弱点。与之类似，罗西提出：“集体性记忆”在城市构成中的根本作用，这可以看作是意向性，的另一种说法。但是，造成罗西与林奇在理论上的区别的，首先即在于这个“意向性”概念。 法国学者保东区别了二类意向性概念，一类是其中结构概念使用在意向性上，这主要对城市构成一种意义性的解释作用，而另一类是其中结构概念使用在效果上，它所起的作用主要是构成性的。第一类意向性用法的例子在哲学、社会学、格式塔心理学等学科中都可以看到，它让人想起有机体构成，并且事先在有结构和无结构的群体之间做了区分，林奇的理论大致属于此类，他对研究者现场体验的强调可以与法国现象学家梅罗·庞蒂的身体性结构分析做比较，身体性（Corporeslity）是梅罗·庞带在其《知觉现象学》中的基本概念，大意是：个人自己的身体首先是世界种种透视景的焦点，而每一透视景都关涉到其它可能的透视景，这些透视景与我们注视他人身体时所意识到的其他人的透视景相吻合。他说：“正是我的身体觉察到了他人的身体，并且发现了存在着某种好象我们自身意向奇迹般的延长了似的东西……，所以正如我身体的各部分共同构成了一个系统一样，他人，身体与我的身体也是一个单一的整体，是同一现象的正面和反面……。”上述这段话一定让很多人联想起戈登·卡伦著作中那些关于意大利古城的可爱的透视草图（见卡伦著《城镇景观》），让人意识到，透视首先不是建筑的表现手段，而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手段，总带着一个出自认识主体的焦点，不过，卡伦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那些透视草图带有某种互相关涉的性质，似乎是个人意向往他人的延长，因为他总是明白透视为观察预先确定了一个中心，即观察者，所以他通过在城市内部不停的变动位置，使这个中心不再是预先确定的，它在城市由建筑构成的上下文中不停改变，作为系统的一个先前的部分，它本身加入系统之中，正是通过这种有趣的方式，卡伦的透视可以说不是关于建筑单体研究的透视，而是关于上下文语境的城市设计的透视，单体建筑往往是不完整的被纳入景框，整幅透视图则优美且富于诗意。但是，这种方法也极易误导建筑师，很多受林奇影响的人都试图在城市中把卡伦关于上下文的透视图象组织在一幢建筑上，高低错落，丰富有加，建筑师所没有注意到的是，卡伦透视中的每一幢建筑，仔细斟别，往往都简单质朴。同样，林奇的研究尽管把对建筑的单体研究扩大到上下文语境，但仍然停留在经验样式上，过于表面化，它看似与现实吻合、也易于模仿的性质误导了更多建筑师：至于林奇试图给“城市形态”赋予一套科学的系统概念，使之更理性化、更能用于实践的方式，则可以与卡尔纳普的世界逻辑构造的概念相比较，“世界的逻辑构造”是卡尔纳普于1928年发表的一本书的书名，他打算依据怀特海与罗素所著《数学原理》的精神将经验概念的全部领域纳入一个推导关系系统。他称此系统为经验概念的“构成系统”，其中一切概念都需由基本概念构成。现象客体的构成完成后就进行较高层级概念的构成：知觉世界、物理世界、其它心灵的世界和文化客体世界。但后来他本人已对此方案持异议，认为不可能通过定义把一切较复杂的经验概念还原为其它概念（如心理性向和科学理论）。同时，他认为必须放弃这种个人心理基础的原则。可以看出，林奇归纳意向城市五点的理论构造与早期的卡尔纳普相似，而从个人心理出发的原则是现象学与结构主义共同批判的对象，换句话说，林奇也讲结构，但是他的透视最终摆脱不了他个人身体这个焦点，他所说的城市结构不是就其本身，而是在它与群体、有机体、世界和身体性的联系中被考察的。他的结构概念的用法的逻辑形式主要是外在区分性的，外在区分性是他的五点定义的逻辑基础，例如他的“可识别性”概念，而城市的上下文就是使外在区分性成立的必要条件。 如果把罗西的城市理论与林奇的理论相互比较，或者把列维·斯特劳斯或乔姆斯基的分析与梅罗·庞蒂或卡尔纳普的分析加以比较，那么，前者的分析中结构与上下文（content）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运用更加有效。罗西的研究是真正关于城市意向结构本身的研究，他读解城市，用理论去实践城市依据的理论模式，主要是从列维·斯特劳斯那里间接借鉴的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模式。前文说过，罗西采用的是早期模式，即1968年以前的，这一时期的结构主义者主张，结构是万事万物基本的存在方式，尽管每一位结构主义者对结构概念有自己的特殊理解，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结构定义上的整体性、转换性、自调性，而如法国著名解释派哲学家保罗·利科在1960年代初判断的：“我们知道，结构主义是把（结构）语言学模式应用于人类学和一般人文科学”。在共同的方法学原则中，现在我们再一次更具体地指出这个共同特点所包含的两个中心概念，就是“结构”与“记号”。因而结构主义可以说是注意结构与记号问题的研究。让我们看一下法国权威的结构主义研究者F.瓦尔的一句话：“任何学科的任何部分内容均可看做是结构主义研究，只要它坚守能指（signifiant）所指（signifie）型的语言学系统并从这一特殊类型的系统取得其结构”。这是一个很精密的，也是很谨慎的“定义”。他在一句话里指出了两个基本概念，一是由能指与所指所表示的记号概念（因而就是一个索绪尔系统的概念），另一个是结构概念，但却是与前述记号概念相联系的结构。这个“定义”是为了突出法国结构主义的索绪尔语言学的传统，并将其记号和结构（在索绪尔时代的学术术语中又叫做“系统”）作为法国结构主义特点的“公分母”。瓦尔的目的是要提醒“记号”和“结构”在这里主要是“向内看”的，但在考察其外部关系时，索绪尔型的“记号”与“结构”与其它类型的“记号”（如罗西的城市建筑的“类型化造型”）和“结构”（如罗西的结构性的城市人为事实）实际上也处于密切地相互作用之中，因而瓦尔的上述“定 义”是最“窄”的定义。而在法国结构主义研究中，围绕着结构与记号概念组成了一个颇为繁复的概念联系网，其中尤以“记号”概念为重要。我们论述到这里是为了一个在西方通行的双联词“结构主义–符号学”，李幼蒸先生就此论述道：...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我们前面提过，罗西以“类型”为核心概念的城市设计研究所走的实际上是一条符号学的城市研究道路。而符号学方法的一个主旨就是对研究对象做最大限度的“分解”，切分出不同尺度的各层次单元成分，然后再把它们逐层联结为整体结构，展列这些层次关系就叫作“认识”。但是，真正体现符号学理论特征的是，符号学认为诸单元的联结方式是多元性的，它既反对所谓“线性因果”联结方式（即单元在时间中逐次决定的系列，这是我们在传统城市史中常见的），又反对把公理体系的“假设-演译”法当作唯一最理想的联结命题单元的方法，也就是就反对把自然科学中的归纳法与演译法当作正确推理的唯一方法（这也是传统城市史与现代建筑的城市史都乐于采用的方法）。 符号学认为除了这些“分析理性”的方法外，在人文科学中应特别注意结构式的联结，即结构内单元与单元之间及层次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于是，时间性中的现象也化归为空间关系处理，这就是符号学所提倡的“结构因果性”。事实上，如果我们细读罗西的《城市建筑》，就不难体会到，这些带有浓重的语言学色彩，看似纯属方法论的运作性概念，不仅从研究的起步就影响理论思考的走向，而且它促使我们对城市设计研究的陈述系统的系统性质不得不作一彻底研究，这一过程并非没有产生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后果。一个首先摆在桌面的问题是：符号学排除线性因果观，归纳法以及公理体系的假设-演绎法，但它同样不依赖经验事实与观察，这是否意味着一种变种的唯理论？就像人们认为罗西是理性主义者，而他对“类型”不能轻易改动，其形制带有某种基于集体性记忆的强制性的主张，使他看上去是导致了城市设计研究中的一种严格唯理论的解释。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列维·斯特劳斯以音乐来比喻说，一种特殊型式的婚姻规则或一特殊的神话，都可看作一个主题上的变调，这个基本主题就是结构，虽然它永远也不能在一种纯形式中表现出来。关于结构的特性，他认为： 首先，结构展示了一个系统的特征。它由几个成分构成，其中任何一个成分的变化都要引起其它成分的变化； 第二，对于任一给定模式，都应有可能排列出由同一类型的一组模式中产生的一个转换的系列； 第三，上述特性使它能预测模式将如何反应，如果一种或数种成分发生变化了的话；...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最让我对罗西的城市设计理论感兴趣的，就是他的理论那难以归类的特征。他对现代城市设想了一种可以无限沿伸到久远过去的未来，并主要以传统的欧洲城市，包括北非城市为研究对象，但却没有什么对“城市形态”的迷信，相反，他坚持认为，城市构成的本质要素是建筑的类型，而不是环境。《拼贴城市》的作者指出：城市形态翻译成十八世纪风景派（Piceturesque）的一个分支。罗西眼中的城市肯定不是风景派的，这从他对那种关于中世纪欧洲古城的风景理论观的抨击就可以看的出来。 《 拼贴城市 》中接着指出：...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从我们对城市的直接体验出发，对罗西的城市设计理论提出指责是容易的，即使在知觉的层次上，我们也看到城市的客体既是聚合的，也是零散的，既有不变的常态，也有不能忽略的偶然因素。事实上，二十世纪的建筑学中城市设计的兴起的重要原因，一个就是我们对城市规划中整体设计的怀疑，一个就是人们对它的对立面，我们称之为“城市形态”的兴趣。 《拼贴城市》一书的作者清晰的描述了围绕评介二十世纪城市模型的兴趣的分离： 很明显，一方面是向前着，是对科学神话的迷信，通过将勒·柯布西埃的城市看作是一种完善和美化的，由技术和科学所引发的未来城市的发射平台，仍然可能存在一种过于乐观的肯定主义；另一方面是回头看，是对城市形态的迷信，“城市形态（Townscape），一种英国山村、意大利山城和北非小城（North African...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把城市看做一个历史的解释对象还是一个形式分析的对象，它所导致的理论见解是相当不同的。在前一模式中，功能是历史现实性的，人们基于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认为城市建筑反映了人的本质性的生存方式，在后一种模式中，功能指一种语言结构中各语言成分之间的依存关系，人们不再敢提关于人的本质的问题，历史模式很大程度上被一种科学模式，特别是理论系统模式所取代。 和语言现象相比，城市现象虽然属于现实的另一种秩序，却与语言属于同一“类型”。研究的重点，即从抽象的意识形态方法转而集中注意力于城市的构成成分在某种文化体和亚文化范围内的特殊功能。通过这种功能解释，本来看起来极其杂乱无章的城市现象，现在则形成了迄今未曾预见到的一个秩序的部分。这样一种秩序，只有当人们认真看待索绪尔说的，语言是一种形式而非一种实体那句似乎深刻的名言时，才有可能出现。 在结构主义研究中，特别是以1968年5月巴黎红卫兵暴动分界，早期的结构主义研究大致有二类方法：1.功能方法；2.假设-演译方法。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两者都认识到与自然科学相区别的人文科学中，如社会学、文化历史学、人类学或经济学的结构定义中，不能归纳出一个普遍的定义，而否认一种归纳的方法，就开辟了更广泛的可能性，在更倾向于数学的结构主义的解释中，重点是假设-演译法，于是结构概念通常就与一种逻辑结构联系起来，对象的结构是受整个结构的逻辑支配的。罗西的城市研究肯定不属于这种方法，尽管他假设城市为一个巨大人工艺术品，但对这个艺术品的整个逻辑结构却不讨论。实际上，选择什么样的方法，取决于研究对象的系统特性的复杂程度，研究对象不那么复杂的话，比如列维·斯特劳斯的亲属分析以及社会学中的社会分析，在结构主义中肯定占据中心地位的认识论问题，就易于得到阐明，但是，当繁复的城市现象，神话学甚至科学理论被选做结构主义方法的对象时，在做为一个整体（即做为一个结构）来看的系统里，空间的、时间的、持续的和瞬时的秩序现象，经常互相转换，所以罗西选择功能方法肯定是深思熟虑的。 功能方法来源于音位学，音位学本世纪初在日内瓦语言学派（索绪尔）和俄国形式主义（雅克布逊）中起过重要作用。功能方法是区分性的，或者是同构性的：区分性的意思是，结构中的每个成分（而一个结构也可以作为一个更广泛的整体中的一个成分来起作用）都由其与其它所有成分对立的特征来定义的；而同构性的意思是，两个结构可以在内容上完全不同，而在形态构造上相同。这样一种功能方法既强调必须在“结构”的关联域”中认识“结构”，又指出了同义（意义相关）和同音异义（谐音而意义不同）的现象。...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我想这种关系可能在罗西的学理基础中找到线索，与一般人的猜测相反，这部以《城市建筑》为题的城市设计研究著作中很少引用建筑学或者城市规划学的专业著作，它大致包括四种学术参考系： 在这四条线索中，第三条是最不为国内学者熟悉的，实际上，罗西的这种学术选择可以放到当时结构主义的热情中去思考，比利时学者布洛克曼即指出，巴黎阶段的结构主义有二个最主要的学术渊源：一是可以上溯到索绪尔的形式主义的语言研究；二是十七、十八世纪法国的社会学著作，正如福柯所说： 列维·斯特劳斯就社会，拉康就无意识，证明了它们的‘意义”大概只是一种表面效果，一种泡沫似的东西时，彻底的决裂就出现了。另一方面，那种深深浸透我们，那种在我们之前就已存在，那种把我们在时空中凝成一体的东西，的确就是系统。‘我’被消灭了（试想现代文学）。我们现在关心的是发现‘有’（there is）。我们现在说‘某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就这样又重回到十七世纪的观点，但有一个如下的区别：我们不是用人，而是用无作者思想，无主体知识，无同一性理论来代替神。...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事实上，当罗西定称可以把城市假设为一个人工艺术品时，他是有所疑虑的，因为，类型做为“语法事例”并不等于城市的事物本身。对此，罗西以为： 在都市研究中，有关各种都市人为事实的认识与个案研究都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由于漠视这方面的研究（包括一些个体的，特殊的，不规则的观念而这正是最真实而有意思的观点），使得我们所建立的理论成为完全无用的人为理论。 可以认为，罗西在这里，烦恼的也是语言学研究中让人烦恼的一个问题，按照罗兰·巴尔特的说法，由于语言运用中存在于每一个记号中的怪物：固定型式，使我们只能通过聚集在那些语言结构中闲荡着的记号说话，城市不可捉摸的魅力就在于这些难以分类的闲荡记号。但是，罗西仍然固执的坚持他的观点，他说道： 因为我企图建立一套分析方法，足以做定量的评估，并能根据统一的标准汇集研究资料，这套方法是以前面所提及的都市人为事实为主，并以将城市视为[人造物]和城市系由住宅区与首要元素的划分所组成的观点为基础。我相信如果由尝试性分类着手并对都市人为事物作有系统而相对性的调查，必能在都市研究的领域中获得重大进展。...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罗西在《城市建筑》一书中，把城市假设为一套人工艺术作品是作为基础性的理论假设，这样做的好处是便于进行理性分析，同时，这也是用现代语言学进行理论改造的必然结果。如果把整个语言看作是一个人工的形式系统，那么，建筑只相当于一个字词，建筑群便是一个词组。罗西的贡献之一就是以词组的方式定义建筑，或者说建筑类型。这种做法即相当于提取出了语言的一个范畴：固定型式。现代语言正是通过把语言切割到最小的影响意义变化的成份，使我们能够进行细致的形式分析，而一种城市设计的建筑语言的建立，首先难于确定的就是这个最小成分定义，只有确定了这个最小成分，才谈的上把建筑编入城市水平的系统中去。正是基于这种见解，罗西坚持类型不可以混淆，这就如同单字不能任意拆解，并希望由此保持城市的确定性，在城市被破碎的时代，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实际上，类型的稳定使我们有精力来认真处理技巧与技术的细节，建造体系的改变并不一定导致类型的改变。罗西坚持类型不可轻易改变的理由之一是类型凝聚了历史性集体心理，改变类型是件大事，因为它意味着改变一座城市的文化走向和城市对文化价值的判断，可以这样说，建造体系的改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与类型的改变毫不相干。弗兰姆普在他的《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中把伍重在悉尼歌剧院之后在丹麦建造的二幢小建筑做为未来建筑学的样板，一幢小天主堂，采用中国江南民居一颗印的平面与空间类型，预制混凝土板的圈护体系；一座集群住宅，采用连幢成片的四合院类型，并且相当地道，连内部面向院落的开窗都在形式上极类似，但使用砖与装配钢结构的混合体系，问题是，我们实际上不是在中性的使用技术，而是在用技术决定思维，这种思考让我们可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反省，在纯艺术领域里，艺评家范景中针对中国画的问题最近也提出不同看法，他以为过分批判中国画的程式化传统未必恰当，因为相对稳定的程式可以让艺术家专心处理技术、材料与感觉的问题，而程式上的变革恐怕要从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实验中得来。 罗西的类型学思考的另一面则突显他的现代性，实际上，能指与所指关系的任意性使他意识到类型也可以自由，如同毕加索把自行车把尾化为头，只不过是简单倒置一下，他也把特定类型与内容分开，或者说，把一个词用在完全不同的语境氛围中，例如，他把典型的希腊正十字类型用于小学校，把圆形监狱用于住宅，正因为类型是语言的基础，这种变化就是对我们伟大的习惯的挑战。但是，从整个语言的形式结构看，这类变化却在整体保持稳定的限度之内。正是在这层意义上，罗西把基于类型思考的城市设计看作是把城市从偶然性的变迁中拯救出来的手段。从语言学的角度看，类型学使城市设计便于操作，一方面，类型总是表现为有限的数目，遵循一种简化原则，另一方面，它使得城市在并不总由建筑师操纵之下的情况中仍能有意义的建造，同时，类型的可转换性也体现了现代的民主观，使建筑语言重新具有活性，因为转换使含义变成间接的，多重的，甚至是批判性的讥讽，它使建筑学非象征化了。 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历史不应被看作是一种进化，而应被看作是一个连续变动的过程。人在其中主要不再是历史性的世界，乃是象征性事物。在其中不再是特定的世界：结果它是显示为一个记号的世界。在这方面，对语言内容的兴趣让位于对它的句法和语义方面的兴趣了。...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拼贴城市》给出了一个观念性的答案： 永远表明不喜欢艺术的现代建筑的传统已经明显的将社会和城市看作是高度传统的艺术形式——唯一的、系统的；但是另一种显然更加艺术味的过程方法，正如人们所看到的，从未被认为可以与‘基本”原则有字面上的结合。现代性的另一种占主导的传统永远产生一种讽刺的，间接的，而且含义多重的美德”，通过对毕加索作品的分析，作者对后一种方式做了更加细致的描述：“前者的（被日常语言直接的现实性断定的）功能和价值：（经由）变换环境；激发一种组合的态度；意义的一种开发和循环（是否已经可以足够运转起来）；具有相应的指称、回忆、期望的组合功能的废弃：记忆与机智的结合；以愉快的回忆和期望的方式以过去与未来的辩证法，以一种图式内容影响的方式，以一种时间和空间冲突的方式……，人们也许会辨别出头脑中的一种理想城市。 如果回复前面关于语言结构的两个范畴，直接断定性的城市构造法主要是针对建筑语言本身的，它提醒我们语言决不仅是交流的工具，它是有独立价值，即独立于主体也独立于主体的对象，正是语言的这种性质使它是间接的，我们应该记住索绪尔的论断：正是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或者说功能与形式的关系的任意性，使语言首先是一套纯粹的形式结构，它的深刻性使我们在用语言运思之前既已预先决定了我们的思考，《拼贴城市》开列的二列名单的前一列，可以说是“现实主义者”，对于语言本身的这种力量缺乏自觉，而后一列则都是语言意义上的自觉探索者，但是，正如人们都常把文学理解为组或一套作品那样，我们也可以把城市定义，或者假设为一套作品吗？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在非常时期，沉默也是一种选择，沈从文在后半生不写小说，童寯在后半生不做建筑，拒绝直接显示了人的自觉，他们的拒绝也是一笔需要深思的遗产。我觉得童寯晚年对江南园林的把玩别具深意，以当时的社会现实看，这种事显然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也谈不上是什么革命举动，童寯不厌其烦的指出园林是一个虚构世界，且细细指出它如何以建筑语言弄虚作假，并且断定，园林的建造未必需要什么专业的建筑学训练，实际上专业建筑师反而难以做出，于是，对我们现代建筑师而言，园林既如禅宗的公案，它不是表现的事物，而是需要思考的事物，它不是可以用几何学进行形式分析的事物，而是十分奇特的建造行为，它不包含任何当今专业分类可以归类的言语，甚至连内心的言语也没有，而童寯正是借此来反抗当时建筑语言的一般性、群体性与道德性，对于我们这些不能超越于语言的凡人来说，我们只能求诸不可能的事来越出语言之外，唯一可做的选择就是对语言，无论是自然语言还是非自然语言，无论是建筑学的理论语言还是设计语言来弄虚作假或者用它们来弄虚作假。虚构就是弄虚作假，我们一向以为它是文学艺术的专利，但是，当我们把建筑学和文学都放在语言结构的天平上时，可以把“虚构”看做是它们共通的在生活世界中的处置原则。于是，经过现代语言学观念改造过的建筑学与文学实际上可，以有一对非常类似的观念定义，罗兰·巴尔特是这样来定义现代文学观念的： 这种有益的弄虚作假，这种躲躲闪闪，这种辉煌的欺骗使我们得以在权势之外来理解语言，在语言永久革命的光辉粲烂之中来理解语言。我愿把这种弄虚作假称做文学。 《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座就职讲演》1977 简单的做法是，把“文学”一词和“建筑学”设想为可以互换的，但是，基于传统的想法，我们总认为无论如何，文学和建筑学是十分不同的东西，我们也许错把指导文学和建筑学的一种更加普通的理念当做文学和建筑学了，通常，我们称这种东西为哲学，但是，讨论思想，让人厌烦，事实上，20世纪最有意思的哲学现象就是哲学思考的任务率先由文学和艺术实践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哲学的死亡，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西方哲学，特别是大陆哲学谈论它的语言学转向，它的结果是，哲学变成了分裂于一系列具体学科的活动，但它们的确具有某种共通的理智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现代语言学的探索。这种现象一方面为一系列从科学到艺术的诸学科建立起一个可能对话的平面，另一方面，帮助各学科反省自己的语言。例如，如何从内部思考文学本身，就成了文学最重要的课题，同样，我们把文学和建筑学，特别是同城市设计中的建筑学实践相互比较，并非象人们想象的那样去交流，而是在不同的道路上共同与语言结构中的权势做斗争，并希望借此来过渡到对建筑学本身的深入思考，而文学使用的天然语言与建筑学所使用的显而易见的非天然语言的表层区别，通过符号学这个活动场所，可以相互转换，这就是我们甚至可以不加区别的使用能指、所指、意指、本文、建筑学、文学、设计甚至写作这些词的原因。...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我们反对科学技术的专制主义，提倡城市设计的多功能主义，并把日内瓦学派的语言区分性原则当作一种可以保持的方法论原理，论述了音位学、语言学、现代艺术与文学理论的影响，以及像生物学这类科学学科的影响。 真正的问题在于，考虑到当下城市中人与现实的复杂关系，一种“自然语言”（我把迄今建筑学所运用的，既定的，不思考的，常与特殊的意识形态目标或特殊价值的功能运用联系在一起的城市建筑语言，零碎的语言，以主体为本位的语言，习惯性运用的语言都称之为“自然语言”）对于由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所提出的概念和假设已经不够用了。我们看到建筑学在现代城市中正在复制各种建筑的“方言”，由于受这种城市的分裂性所苦，我幻想和企图发展一种可以做为城市建筑的零度的语言限制，它之所以不是“自然的”，首先在于它是一种对任何既定思考的不思考，其次，“结构”概念本身的模式化思考仍然可以保持，但是，把既定的抽象概念做为一种操纵、控制的框架强加于具体的、可观察的城市现实的做法太简单了。它只说明，城市设计应以一种类似于语言的形式实体为研究对象，结构性体验本身就是理论化的，于是，形式构造理论，理论理解形式，它和任何特殊的现实功能无关，但与城市的全体现实有关——一个自立自足，具有可理解性的新世界诞生了。 城市设计就其所包含的知识而言，具有某种百科全书式的特征，但既不全面，又非确定不变，不会把任何一门知识当做偶像，但是，它或许可以接受现象学的一些思考，特别就其试图恢复普遍性和观念性的地位，而且（与此相关联地，以“回到事物本身”为口号）企图重新解释我们看作现实中既定的那些方面而言，更是如此。做为城市的全体现实的建筑特征被表明是“普遍的、观念的、往往是形式的”。但肯定不是专制性的，因为它是一种虚构——一种假设的构造活动的结果。 由于它不认为建筑语言仅只是一种工具，想让城市建筑在一种结构性的理智原则基础上自行表演，而不只是功利的加以利用，城市设计所根据的建筑话语就不再是认知性的，毋宁说是戏剧性的了。城市于是成为一个形式的剧场，这种戏剧性是和城市的构造性与足够的密度所带来的结构复杂性有关的，所以，我们运用结构主义方法，通过诗歌与戏剧的分析对对话结构进行的研究特别注意，这一研究有一个固定的出发点——跨学科的符号学思想。符号学思想使人希望产生一种新的方法，即一种相对性的方法。人们也许注意到，随着论文的进行，我悄悄的从语言学过渡到了符号学，从语言结构过渡到了话语。...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分解、构成都意味着把城市设计归结到一种关于建筑本身的语义结构的技巧学，这就是“虚构城市”的最后定义，它所使用的符号-功能的方法，使传统上外在于艺术的美学性与内在于艺术的美学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得以恢复，功能概念做为一种实践性的活动概念，在分析中结构才能构成的概念，成为基本的方法论前提，以基于符号学现实的结构性体验取代了审美的概念，对城市整体美学效果的体验，排除了那种在实验之前先下美学判断的做法，建筑师提供了一个假定的意义形式，但又未决定的它，它的功能取决于受者如何去创造性的运用。 所以，城市设计在它所坚持的间接性的，非完全具体性的实践中，即以美学功能为主，以美学空间的创造为主，这种空间就其整体性而言，不完全是知觉性的，因为主体已经不再其位，情绪和理智都将被压合到一种技巧学意义上的实验模型之中，所以，像舒茨所做的那种在表现空间、艺术空间、认识空间与所谓美学空间与存在空间之间的区分，在实践与理论之间所做的区分都是不必要的，“虚构城市”的设计技巧学不承认什么在上的精神框架，这就是为什么舒尔茨在讨论以往的既定的东西时头头是道，但在谈论实践时基本上无话可说，他那试图追潮建筑的存在空间源起的解释论立场也使他的现象学成了假的现象学。 关于城市整体结构的美学功能特性的分析——一种不考虑发生学问题的现象学分析——是从这样的事实出发的，按照穆卡洛夫斯基于1942年的主张，人有两种在现实面前理解自己的方式： 通过直接功能；...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这个问题应当放到语义结构的性质中讨论，城市的美学功能的问题就其对普遍意义的思考而言，属于与语言学类似的领域，讨论的主题就不再是关于美是否独立于人而存的问题，而是人如何以他的行为结构的美学性卷入城市符号学意义上的本文中的问题，正是在这层意义上，罗兰·巴尔特把技巧看做是人类创造性的本质。 就建筑而言，迄今为目，彼得·艾森曼是少有的对此问题有所领会的建筑师，并从结构语言学综合阶段的大师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概念出发，发展出了一种主体移心化之后，建筑以本身为参考尺度与对话对象的观念与方法，与正统现代建筑学那种以“我”为中心的独白式观念不同，对话的城市设计语言中在多个、至少是两个语境之间存在着自相渗透和自相脱离的过程，这些语境正是在对话中才达到语义的统一。 而所谓场所性，即情景的因素，环境的因素能够直接和间接的进入这种“在之间”的关系，这样一种场所情景可以突出的显露出来，也可以完全隐伏在背景中。然而它总是存在着，并且削弱着设计者的独白的设计力量。这是科学的城市美学研究据以为基础的认识论前提，只有在主体移心化之后，才谈的上城市能够被当做系统的序列和组合来研究。只有这样，从俄国形式主义开始的零零碎碎的功能和系统的分析才能使城市设计的分解工作与实验性构成有了意义。我们于是能够理解罗西为什么把城市设计的分析与构成的起点放在一座座城市建筑上，彼得·艾森曼则把这种分解与构成切分的更细，而像霍尔这类自觉进行城市设计类型学实验的建筑师如此重视零碎的细节，细节指的不是一块标牌，一根路灯杆之类的东西，美学性并非事物的实在属性，这是一个系列的问题。我们可以把布洛克曼描述现代文学观念的一段话直接转换为关于城市设计的观念：背景成为建筑，建筑又归入背景；周缘变为中心；琐屑之物结果变成极为重要。这种情况只能根据功能-符号的分析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