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杨鸿勋建筑考古学论文集（原载《建筑历史与理论》第二辑） 01 插拱就是弯曲的斜撑 斜撑由擎檐柱蜕变而来 以木结构为骨干的土木混合结构的中国古代建筑，从河姆渡遗址所发现的带有健全榫卯的木构来看，已有远远超过七千年的发展历史。中国进入阶级社会开始，承袭了氏族公社以来的传统，而确立了以土木为主要材料的建筑体系。土木混合结构的建筑，特别是对于高大的宫殿来说，要求屋盖出檐深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夯土台基和外围木柱、土墙免遭雨淋损坏。世界上有不少地区和民族的建筑也是要求屋盖有较大出檐的，因之有的也使用了类似中国早期插供（弯曲斜撑）的构件，然而主要是由于发展了不怕雨淋的砖、石材料的墙体，屋檐无需太大，所以承檐结构没有进一步的发展，甚至退化了。而中国古典建筑体系，作为代表性的土木合构的建筑类型，则始终要求较大的出檐，这便促使承檐结构大发展，而成为组合复杂的斗棋。当然，这中间还有着民族性、社会性的条件，诸如受到传统审美观点及民族工艺的传统匠思的制约等，例如组合复杂的斗栱就是在修饰和表现结构构件这一观点支配下创造的。 从奴隶制早期，高大的土木结构殿堂就要求出檐深远，因此相应地要求有一定形式的承檐结构。早期的承檐结构自然是低级的，但究竟是什么具体形式和做法，以前缺乏有力的考古学材料（遗址、遗构及当时记录的形象材料）说明；在这种情况下，生动的民族学材料（民居），也未得到考察。1973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夏墟大型建筑遗址（F1）的续掘，发现在主体殿堂檐柱遗迹的周围有遗存的小柱洞，才使问题的研究得到重大的进展。先是笔者对于这些小柱洞鉴定为擎柱迹（目前所知最早的擎檐柱遗迹，有洛阳王湾仰韶文化遗址F11、湖北红花套大溪文化遗址F111等）。1975年，笔者对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中期大型建筑遗址（F1）的考察，又进一步确认了擎檐柱，进而结合安阳小屯殷墟材料的研究，得出擎檐柱是殷商时代高级建筑的一种主要承檐方式的结论，同时对其发展作出了初步的排比。从夏至殷晚期，擎檐柱平面布置的演变是： 二里头夏墟和盘龙城商中期宫室的一檐柱对二擎檐柱→小屯殷墟“乙十三基址”的一檐柱对一擎檐柱与一檐柱对二擎檐柱相间布置→小屯“乙八基址”的一檐柱对一擎檐柱的布置。 由于当年小屯殷墟发掘时未辨地层关系，因此没有取得考察各基址年代早晚的材料。现在仅从营建技术的发展程序来看，可以认为“乙八”晚于“乙十三”，即擎檐柱数目减至与檐柱相等，是擎檐柱发展的最后阶段一已达到量变的极限，进一步发展，将产生质变。小屯遗址所提供的另一重要材料是，发现了铜“质”。据未经扰动的铜质出土的位置（台基前沿）和质面上残存的直径10余厘米的木柱痕迹知道，这些是擎檐柱的质，即擎檐柱与砾石柱础之间的垫块。铜质的材料及其球面泛水的形式（据当年参与发掘的高去寻先生告诉刘致平先生说出土时质面上还残存漆画的装饰纹样）表明，它是在台基上或散水上露明使用的。也就是说，为了擎檐柱的防腐，已不作栽柱。殷晚期擎檐柱的数目减至与檐柱相等以及根脚提升到台基或散水面这一向上发展的趋势特别值得注意，它预示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向。在陕西岐山凤雏西周早期（相当于殷晚期）大型建筑遗址（甲组）和扶风召陈西周中期大型建筑遗址所发现的擎檐柱迹，反映出其发展阶段略低于殷晚期的水平—擎檐柱数量较多，而且是栽柱做法。晚期遗址则未见擎檐柱迹。前面已经指出，土木结构的高大建筑，其屋盖如果没有专门设置的承檐结构，仅凭屋椽悬挑，出檐不会太大，即使加上遮阳、防雨的披檐一“重屋”，由于殿堂高大，在风雨的情况下也不足以遮挡迎风一面的雨水。由于飘雨，夯土台基（所谓“土阶”）极易塌圮；对于栽立式的檐柱来说，根脚也极易受潮腐朽，接触地面的一段日渐腐朽剥落，柱径减小，遇有强大水平推力常会折断而导致屋塌的危险。因此，保证深远出檐的承檐结构，对于高大殿堂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据此，可以认为西周晚期未见用擎檐柱的大型建筑，应是另有不同的承檐结构，只是这一新的承檐结构方式没有在地面上留下遗迹。根据这个推测，提出的问题是：在擎檐柱的传统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的承檐结构是什么形式？这一问题可以根据已知的发展逻辑进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