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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城市，就是用一种结构性的语言去谈论城市语言本身。甚至越过语言，回到实物，就是对以往那种不思考的城市设计的不思考。因为这种理念意识到，城市设计并不是靠着一种工具性语言去与一切可能的使用者订定一种容易的关系，而是与我们用以组织城市的建筑语言本身订定一种艰难的关系。它希望开启一条深思城市存在性质的道路，由于没有人最终能走出语言之外，深思存在，也就是城市建筑语言本身的意义机制。它将试图建立一个城市设计作品所能产生的条件或它不产生的条件，如果不能勾勒出一门独立的学说轮靡，至少应提出一种城市设计的技巧工艺。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符号学性质的，实例与意念不分的语言成分的记号-就是虚构城市的实际性内容，走向语言就是走向一门强调彻底性的城市设计批判，就是走向城市设计的解放。 那么，这会给今天的城市设计思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Fictionalizing city aims to talk about...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以一种符号学的思想来启动城市设计的运作规程，重在语言技巧的推敲，多少给人以形式主义的印象，但从意义机制的角度看，抹消意义，瓦解叙事，在在透露出一种道德，可恰当的称之为“一种形式的道义”，在最彻底的层面上，就是一种虚构城市的方法的系列性、秩序性、破坏性、解放性和游戏性。 一.系列性 虚构城市思考的符号学性质，实际上对盛行于当下城市规划设计中形形色色的中心论哲学是破坏性的，无论是做为近现代西方城市规划设计基础的逻辑中心论哲学（借用德雷达术语），还是今日中国意识形态性的技术专制论，它们的共同点在于把一套操纵控制的简化图式强加给城市，而忽略了城市多样性的现实，造成生活世界的断裂与不可理解（或放弃理解），全球化的城市同一性复制，反映了价值方向的迷失。从这层意义上说，以结构主义为背景的符号学方法有两个重要任务：第一，它许诺一个能够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连缀在一起的结构系列，包括城市的艺术结构在内；第二，在抛弃一切传统权力限制的前提下，它仍然以相对性的术语来陈述一种能把城市凝聚在一起的普遍观念。 从这样一种观点出发，一开始就应坚持这样一种坚定的哲学立场：即在投入设计的过程之前，我们赖以认识城市，指导设计的一套科学的或哲学知识的资料体，都应看成是相对的。每一个城市至多是某些重要的观念形式综合体的系列，所谓系列，即指它们“必然同时既有相同的又具有不同的特征，就象蒙德里安的四边形在形式上相似，而在颜色大小上又不同一样。”（见[比]J.M.布洛克曼《结构主义》）这就意味着城市设计并不是由于种种外在因素限制，不得不在城市局部上工作，而是在哲学上，它只能把系列做为工作对象，系列建立区别与差异，但任何一个系列的变化都将导致整体的转变，因此它自下而上，自内而外牵连着整体。以往那种整个城市同构而异质的理想模式已被放弃了，因为它在根本上压制人们的自由，不同系列根据一种普遍理念的相似性，不仅是形式的，也是相对的。其次，系列在结构上首先应被构成，虚构城市是一种不仅与知而且与行有关的活动。它不是传统上在某种方法论指导下的活动，而是时刻警惕着那类东西的出现，并随时清洗，采用的办法就是：直接对城市具体分析。如果说它总要借助某种分析工具，那就是语言学，而符号学就是任何既定的语言系统的瓦解过程，正是在这种持续的自我质疑的消除过程中，我们偶尔能警见某种方法论的影子，但它随着一种无前提的实验过程，出现了又被抹除，暂时固定又开始飘移。所以，它的兴趣不在于对过去和现在做解释，解释总是有前提的解释；也无意于预言未来，因为在事件发生之前，它并不想决定什么，它只是无前提的直接投入历史变动着的城市本身，决不在实验之前作茧自缚。...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城市设计这个古老主题在当代的复苏，始于我们对城市普遍崩溃的认识。崩溃的原因当然是错综复杂的，但在把责任推给建筑学之外的力量之前，有必要先在建筑学本身进行质疑。把责任推给现代建筑的观念同样过于简单，有必要在现代派与先锋派的建筑语言之间做出区别。如果让我下个定义，我说现代派即是先锋派的结束：当它开发出一种关于建筑作用的可能性的元语言，并视之为一门无所不包的科学观念，进而使建筑语言与象征、与密集的意义、与企图创造理据性，而非任意性的记号连系在一起的时候。跟现代派在一起，世界被缩减，人被简化为一种简单的东西。现代派也给建筑师一种狂妄，即他可以科学的名义主宰城市的生活。在这种意义上，现代建筑语言即是一种权力语言，并因其专业化、制度化、规范化而加强，这就是法西斯的语言（在罗兰·巴尔特的意义上）。 就对现代派的批判而言，撇开当下城市设计日益商业化的倾向不谈，从最积极的角度看，无论是认识论上质疑的结果，还是在现代派过分简单的城市规划模式面前的退却，城市设计的复苏都体现了对城市难以把握的复杂现实的认识，或者说，一种信心的丧失、即对那种以为可以从理据上整体性掌握城市建构的信心的丧失，实际上，城市设计就是城市建构局部解决论的同义词。 建筑学而不是城市规划，建筑师而不是规划师开始走向舞台的中心，似乎在一个缩小的范围内，人们更可以看清城市起伏不定的复杂现象，分析理解城市的结构与代码，人们开始谈论城市的意象，试图表现城市的意义，发掘城市的本质，建筑语言重新被看成是一种表达生存意义的工具，或者说，表达某种城市“精神”，某种不可表达者的工具。于是，我们走进了意义过剩的城市时代。到处都是识别性，结果是识别的呕吐；到处都是意义的中心，结果是没有中心；到处都是意义，结果是没有意义的城市。意义的表现与组织的建筑语言已经成为城市中新的日常习语，更重要的是，建筑学很少真的检讨自己的工作方式，即那种依据于一个先决的体系的设计，表达了我们关于城市的某种思想方式和逻辑的模式，或者说，某种我们预定想要表现的价值。 建筑师抱怨城市的权势，即他们天真的认为别人具有而自己不具有的力量。但我要说，最基本的权势就在建筑语言本身，即在它总是追求确认与合群的代码的倾向。如果说现代派的城市建筑语言是理想主义权势化了的语言，那么当下的城市设计就是日趋习语化的权势语言，是被后现代的折衷词汇装扮了的法西斯语言。如果建筑语言继续被看成传达既定意义的工具，随着这种任务的完成，建筑语言埋没了自己。它的埋没也意味着城市的埋没，因为人生来就是语言性动物，他们通过语言发现和理解所生存的城市世界。...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问城市如何思考人，也意味着去设想一种直面城市本身的城市设计观。如果说城市中有什么东西令我入迷，就是一座城市的居民使其生活世界成为可理解的方式。 可理解不等于就可以阅读。建筑师们迷恋织体城市，因为他们对它实际上束手无策。任何一个织体城市本身都是一团谜一样的乱糟糟的东西。你在它的每一寸都体会到一种可理解的性质，却绝然没有任何理智上清晰可辩的阅读策略。如果说城市阅读是城市设计的基础，我们似乎就走到了一个悖论面前：织体城市是最优越的城市状态，以一种所有居民共同参与的自发活动，在最少强制下多次互相交往、营造、逐渐形成规范和秩序，这被称为自发的程序，也可称为传统。就其形成过程最少强制而言，织体城市的文化传统具有最善的内涵。但是，近代以来的趋势，正如美国学者哈耶克所担心的，是传统这种“自生自发的力量”被“经由审慎思考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所摧毁（《自由秩序原理》，哈耶克著，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而我们唯一习得过的城市建筑学，不经审慎思考而组织起来，根本没法成立，因此，织体城市既不能阅读，也不能设计。当然，有人会认为还可以谈谈美学。仅停留在审美，就没有论述织体城市的必要。不错，只要未经近代以来的建筑师插过手，任何一座织体城市看上去就象是一幅安排的最美妙的图画：在一个相当清楚的城市范围内，放着各种各样的东西，零零碎碎，数量少但种类多，却没有什么东西会突兀的冒出来，刺伤你的眼睛，也许在任何一个局部视域都象是在刻意制造混乱，但却整体，是平面或立体的一种表现，美妙悦目的排列，而它那种似乎静止不动，忘记了时间的稳定性质最终确定了它做为“一张图画‘的性质。然而，座生机勃勃的城市，也许忘记了顺序发展的时间，却决非静止不动，几乎每一天，它那看似美妙悦目的安排，都被破坏，按照某种专业建筑师不懂的节奏重新组合；于是我们眼里的那个静止的动人景象变成了一个工作台或是一个棋盘，那个城市的空间不是用来审美的观赏的，而是用来活动的，是用于实际操作和游戏的。值得强调的是，这类活动只发生在城市的内部，而且是零碎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说织体城市没有造型，或者，相对于近代以来专业建筑的造型概念而言，它们都实践着一种反造型。某种程度上，我同意霍尔关于城市设计的意见：有意思的是，通常我们用来看待城市的角度，落在城市总图和总体模型上的角度，恰是我们在城市中根本看不到的角度。象罗马万神庙那样几乎是长在城市中的建筑，从图上或模型上看造型粗笨庸肿，与周围建筑关系甚至生硬，但站在它面前，感觉正好相反。我甚至想象，万神庙的侧面与背面，会让人感到轻快，这里全无装饰，在窄街只看到一片弧状的墙体，外皮剥落露出用不同砌法叠成的小砌块的面，我无法看到这座建筑的全部，不能还原出一个造型来，但我仍能抓得住这些粗糙碎块在这座城中呼吸的特点，那种情感的流动，一句话，那种使任何关于这类建筑的理论解释与设计规范统统失效所带来的轻松感，那种内聚在建筑本身和城市本身上的纯粹含义。这种体验，也可以在苏州、皖南……等许多织体城市中获得。 问题不在于城市总图和模型，而在于那种东西里的在外的和在上的理智目光。正是这种视角使建筑师以为自己无所不知，以为可以操纵城市。这种专业的“神性”从外面和上面指挥着建筑语言，形成有着某种核心的紧密构造，制造宏大的，往往是过度夸张的统一场面，不是企图去认识城市，而是企图用一种宣传式的设计手法去提出一种解决办法，去象征某种新生活的征候，向城市倾泻密集的意义，与企图创造理据性，而非任意性的记号联系在一起。在这种审慎思考组织起来的“有机环境”中没有“自发的程序”存在的位置。所以，站在织体城市一边，就意味着城市设计必须与这类太专业的建筑学做斗争，与过份自我迷恋的建筑师的“主体性”做斗争，以及几乎是本能的对何系统性的理论与设计观的拒绝，需要反复强调，织体城市最突出的即是它的结构性质，它不是一种统一的场面概念，也并非是一种认识城市并指导设计的框架，决不是什么预先建立起来的东西，这样产生的只是一种理论或设计的解释，一种和城市本身无关的形而上学。结构的目光只能在城市的内部，由细碎成分之间的最小区别构造出来，各成分间的区别具有不可还原的性质，也让我们明白，城市语言表达的诸代码彼此可以脱离，一座织体城市在建筑语言上具有某种不可转译的性质，它只是一些在那儿的事物，对建筑师们说：我在这里，我就是这个样子，无需再朝上添加什么。 织体城市也对我们说，不要呆在外面和上面，请进来。一座织体城市的无造型性，构造的松散性也就是它在结构上的无主体性。在城市中发言的主体不仅是人，也不仅是现代社会所委托的一小撮发言精英，同样在发言的还有城市本身：石头泥灰、琐碎的生活痕迹、身体姿态、纯粹的行动……等等。结构性是这样一种性质：无造型的城市如无确定名字的事物，认识于是不受目的指引，它让你细看。...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就设计语言本身来说，如果认为在城市的构成方面有什么普遍可以接受的前提，可能就是：现代建筑的语言不再被当做一种权威性的元语言了。借助于符号学，我们洞察到建筑语言的双层结构模式。具体的建筑词语远非是透明的，它既不直达功能确认，也不直达所谓精神意义的表现。于是，我们关心，甚至发展建筑语言自足体观念的分析。因此，我们认为语言学就是一种最佳的工具：借助于它，我们不仅可以精于城市分析，而且还可以掌握使城市的构成有意义的结构与规约，并以为这有助于消除现代建筑非分析性的独断话语，于是，我们开始谈论一种学理的解放，但正如巴尔特对这类当代人文现象所洞察的：“解放的呼声……，它们都以权势话语的形式表达出来。人们兴高采烈地使那些已被粉碎了的东西重新出现，却没有注意，到他们这样做时又粉碎了其它的东西。”（《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座就职演讲》） 我们借助于符号学瓦解了曾经主宰现代城市的建筑语言，谈论着城市不是在功能上，也不是象征意义的传达上，而纯粹在结构层次上，在建筑语言的建筑性上的技术构成。但我们在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意义的中心性，压制性的同时，可能已经迎来了结构的独断性、把它看做本来不是的普遍话语，赋予记号以肯定的、固定的、非历史性的、非具体性的、或干脆说科学性的属性。 在城市的传统与革新、开放与封闭的状态之间，有必要保持一种既肯定又否定，既说是“是”又说“不是”的矛盾修辞法。“虚构城市”就是两个性质相反的（现实的与非现实的）词语的重合。于是我在思考城市的结构时说“不在的结构”，在体验城市生活的真实性时实践“一种虚构”并希望由此捕捉住业已丢失的城市的形象。 这远非是对符号学的一种接受，而是一种真正的视差，也就是同一个目标在以不同的角度观察时所看到的变化，实际上，当符号活动被称呼为“学”时，就意味着一个既定领域的出现，就很危险。“符号学本身不可能是一种元语言，尽管起初人们是这样来构想它的，因为它是关于各种语言的语言。”（同上）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我说虚构城市是关于城市的理论的理论、设计的设计、方法的方法。如果人们以为这种研究是关于城市、理论、设计、方法的某种不可言喻的本质的研究，其主题真的是那种不能直接显示出来的主题，简言之，就是那种我们称作“元语言”的图景的保持，那么，我说虚构城市归根结底只是一种不确定的态度，是去假定一种巴尔特所曾描述过的具有奇异相符性的图景：“我被引导用记号去谈论记号时……，有如我在通过一种特殊的斜视与中国皮影戏表演者之间的关系一样，后者同时显示了他的双手以及他通过手影投射模拟出来的的兔子、鸭子和狼”。（同上）于是我们直观到符号的产物——本文的本性：一种似真的表面性和真实的不确定性。这并非意味着我们已经站在了科学的城市设计的对立面，也许真正科学的东西就是那种毁坏在它之前的科学的东西。...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迷宫这种词语魔术和概念图式，是城市构成假设的典型程序，但是，这种方法并不能使我们认识真理，它们只能使我们认识到，城市世界的事物都只是可能性的事物，而没有确定的事物。可能性意味着有对也有错，现代的建筑师只学过如何把城市设计的正确，从来没有学过如何同时把城市设计的错误。有意思的是，如果把现代城市的共同现象做一个简化，那么就是：它们都从一种清晰明了的规划愿望开始，在一个不确定的时间内，城市不可避免的演变为错误复杂，犬牙交错的迷宫状态。到底是什么在决定着城市的潜在构造？这让我想起毛纲毅旷的一段谈话：“最近，在拓非几何学上很感兴趣的问题是：脱离自然而兴建的曼哈顿城，当把这座近代的人工环境综合观看时，其都市形态的轮靡是无限地趋近并沿袭自然的模式。”（见，王其享主编《风水理论研究》）某种意义上，象纽约、东京这样的都市已经从人造事物演变为亚马逊雨林的不可思议的类似物，在这种地方，什么怪鸟都有。 可以预见，大多数中国城市也逃不出这种命运，这当然不符合大多数规划师与建筑师的期望。他们的教科书里没有这方面的原理与内容。在一张白纸上建立一座新城的机会总是很少的，何况土地根本不是一张白纸。不过，一般意义上的城市设计，都是面对已经存在的城市，如果是在一个有着长期延存的文化地域，则必须面对已经达到某种迷宫状态的城市。在我看来，流行的成片推倒成片重建的模式，依循预先制定的一套精确的人工语言规范，实际上是当城市不存在。这里面既有对理性的的齐一化准则的非理性的偏执，也是对建筑学本身力量的一种蔑视、一种无能。在丧失了想象的勇气的同时也丧失了直面现实的信心。扫除迷宫就是扫除城市本身。当然，迷宫是不可把握的同义词，把握迷宫就是对城市不可把握性的把握。这肯定是十分困难的。说到底，讨论迷宫就是在世界的微缩模型的意义上讨论理性与知性的关系，就是在讨论城市现实思考的边界。但是，正如布洛克曼所说：“一切关于边界的思想都是不容许本身被思索的思想：即关于边界这边和那边如何如何的思想。……对维特根斯坦来说，这个问题意味着要求沉默。”（见[比J.M.布洛克曼《结构主义》） 沉默的应该是人而不是城市。在我看来，对人的理性思考的过分强调，使得面对城市的一个视角必然被忽略了。繁复的城市本文的不可把握，实际上吐露了一个事实：城市本身具有独立性，它操纵着任何个人，包括以为可以操纵它的建筑师。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迷宫城市与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实际上是自存自在的。多年以后，我终于开始明白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因此，我们并不想说明人怎样思考神话，而是想说明神话怎样思考人，和思考人所不知道的事。”（《神话学》第一卷，P20）为了坚决否认自己是唯心主义者，他在英译本里补充道：“因此，我们并不打算说明人怎样思考神话，则是想说明神话在人之外，并且不用人类的知识思考本身。”这无疑是认识论上的一次突击，但使这种探索有价值的，还在于一种彻底的态度，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技术基本上不对历时顺序进行分析，他认为历史上过去了的事件仅作为神话残存在我们的头脑中，而神话的固有特点就是与事件的年代顺序无关。神话不在过去，就在现在。当然，人类学的神话分析不能简单的搬到城市的分析与设计中来，历史上过去了的城市事物也不仅残存在我们的头脑中，也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物质中，但这可能促进我们面对城市的认识转向，甚至颠覆当代城市设计理论与实践的基本假定。因为不用知识思考，不以严格的逻辑系统为基础，建造一套精确的人工语言，去对城市中庞杂的事物与功能进行分类、界定，并做数量上的估计，不使用理据性的“分析”、“空间”这类概念，就挖掉了我们认识并设计城市的学理基础，等于让建筑师面对城市白日做梦：准确的说，城市本身和年代顺序无关，即使不指城市停滞不动，也指城市自身的变化并无唯一的时间向度。有人会指出这等于在说城市没有历史，因为按现代的观点，历史提供了为现状辩护的理话，而现状又是历史带给我们必然达到的极点。“发展”、“进步”、“以新代旧”、“逐渐优化”诸如此类的概念不仅以对知识思考的自恋为基础，也以“时间之箭”的历史观为基础。没有这些概念，城市设计的理论与实践既失去价值上的目的也丧失了动力，同时，也影响了工作的节奏，我们都认为城市必须发展，无论是“加速发展”还是“可持续发展”。象苏州那样的城市也许要用二千年的思考与经验才能完满，但今天的城市随着“五年计划”或“三年变样”的节奏变动，某些例子被广泛认可的成功使这类意识合化法了，例如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上海就变成了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的拚盘。更多的中国城市，除了它们流传了几千年的名字之外，实质上已经不存在了。如果说，今天某个城市的某个哪怕不大的区城，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修修改改才能完成，从我们熟悉的知识体系出发，那既是不可理解的，也不见容于专业的或市场商业的规则，甚至会被认为荒谬。顺理成章，认为列维·斯特劳斯的“历史时间制”荒缪的必定人数众多。如果我把城市放在这个时间制中考量，就导致这样一种认识：一座城市的历史时间可以依据不同的时间单位（时刻、时、日、月、年……千年）加以分割，这些由不同的“时制”切分的历史构造各属不同的历史序列，所以说一座城市的历史就是多个历史领域中的一种非连续性集合物，它们同时并在，尽管各领域均有其固有的周期和区别前后关系的信码化规定。就象神话那样，城市的历史是城市设计的现代部分而不是过去部分，它所面对的全部事件留痕都是独立的共时现实。不能从任何单一的理据出发去删减。城市就象地质学上层次复杂的岩石，不同时期的残余物消失其中，没有一个区城是白纸一张，而城市的历史为城市设计提供了关于过，去的想象，设计的首要任务，正是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过去那些无论好坏的城市社会的结构转变，从一种社会现实结构性的转换到另一种类型的现实，而真正的现实并。不是许多现实中间最明显的一个，时间向度也无一定之规。这种思考对我们习惯的城市设计的理论与实践的批判相当含蓄，首先，它意味着我们现在并不是处在特别优越的状况中，向前发展不是唯一的选择。其次，城市做为一种人类理解世界的模型建造，包含着迄今为止所有的思维向度上的语言。伴随着动物性向人性转变和自然向文化转变的语言出现，人类也从表达感情状态转变到思维状态，如卢梭所说：“最原始的语言都是诗歌般的；推理只是较晚的思维。”而城市的非时间性的思考，把视野伸向从诗歌到推理之间一片广阔但大多被现代人所遗忘的领域。人们并非学会了推理就离弃了诗歌，城市的结构观就是这两者之间无限多层的织体，纠缠交接。任何试图在短期内做整体转变的企图都预示着文化上的灾难。第三，这种同时共存城市结构的固有特点，做为一种观念上的模式，它能以其可理解性与习常现实相区别。因此它可以有真有伪，可以是适当的，也可以是不适当的，甚至是完全矛盾的。我把城市看做迷宫，就是把城市的语言看做多种推理能力的并置，并且不急于去区分优劣。实际上，甚至对自然文化之间的区别的初步认识，尽管看似远不如现代的理智优越，也足以阐明城市社会在结构上的规则特性。 这种既非自然也非文化，既非诗歌也非推理的“初步认识”，不在城市遥远的过去，也并非象某种“本质”深埋在城市事物之下，它常常就在我们手边，却遗落在我们经过知识思考教化的视野之外。城市的结构是自然语言和人工语言产生的记号整体，而一个符号的整体与一种病一样，既不隐藏起来，也不是看得见的，而是难以认识的。认识的障碍就是我们当做自然而然的知识思考本身。具体到城市设计的学理，我的体会就是：它为了可理解的东西可以轻易舍弃可以观察的东西，反过来也是如此。...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如果把“虚构城市”和“城市设计”两个概念并列，就会发现，这里面包含着一种蓄意的企图：“虚构”和“设计”相互替换，或者说，我用“虚构”这个原不属于建筑学的词重新定义着“设计”本身，同时，这两个词与“城市‘的关系也是意味深长的，做为组合词，“虚构”是“城市”的前缀，“设计”是“城市”的后缀。在这里，词与词之间的位置关系并非无关紧要，“城市设计”暗含着由城市决定设计的意思，换句话说，我们对城市的某种先在的理解已经是设计的条件，而设计不过，是具体实践的方式与手段，是头脑中经验秩序的延伸工具，这就造成了设计领域里一种普遍存在的奇异现象：一般而言，一个设计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因为它不过是某种先在的思想的事后的解释，从这种意义上说，城市设计中甚至不存在城市分析，或者说，只存在根据某种先定概念的“假分析”，它只是一种形象的解释，而不是一种发现；与之相反，“虚构”在“城市”之前，意味着设计之前，城市只是一个未定的结构，而在设计本身之前，没有任何先定的前提。于是，虚构指向了城市的存在本身，虚构城市，就是对这项设计专业中任何既定思考的不思考之后的设计活动。 相信不只是我个人的感觉，当今城市最糟的趋向就是它的分崩离析，某种曾经塑造着城市整体的普遍性的东西正在垮台，正因为如此，虚构城市，做为对城市建筑未定结构的研究，有着特殊的迫切性。简单的说，一个城市设计，就是把某种生活方式的观念空间化、秩序化。所谓生活方式，就是把流动的、琐碎的、无定向的生活纳入某种有意义的组织。从这层意义上说，城市设计的语言和生活中的日常语言是一种类似物。通常，设计者相信构思启动设计过程的力量，但很少意识到在什么样的程度上构思已是有前提的，被决定的，是预先已被意识形态化的，这从我们习惯于把城市中的东西固定化、本质化、纪念化的方式显现出来，也从我们的专业制度把城市纷繁的生活简化的倾向体现出来。另一方面，我们的设计语言一直停留在项目语言的水平上，城市被分类为建筑、街道、广场、绿地等一系列等级化的项目，尽管这种分类随着潮流的变化，不断以不同名目的理论术语包装，但是，如果，我们仅是借用索绪尔阶段的结构语言学观念进行审视，就会发现，尽管这种设计语言意识到在城市物体中建立区别是认识与设计的基础，但它把区别的内容做为本质的前提与基础。如果我们仍然记得论文上篇中对语言中这一问题的讨论，就会得出一个观念：在语言揭示事物的力量中，重要的是区别本身，而不是区别的内容。这就是日常语言与理论语言的分野，换句话说，我们的设计语言仍然停留在日常习语的水准上，存在于被意指的对象中，谈不上理论语言，不曾有过真正的分析，更谈不上理论元语言，即理论的理论语言，一种基底性的批判语言的存在。一句话，在我们的专业语言中，一种关于设计本身的设计语言还未存在。 在我看来，罗兰·巴尔特对时装和文学的评论（也是塑造现代城市的重要活动）也适用于城市设计，它们都“以一种高级艺术的全部复杂性，强烈而巧妙地进行意指，但你也可以说，它们意指着‘空无”，它们存在于意指过程中，而非存在于被意指的对象之中。”（《时装系统》）一种关于设计本身的设计语言不是针对意指对象的，而是关于意指过程的。因此，它是抛弃一切关于意指对象的概念前提的。可以说“设计”一词已不再适合于定义这一过程，它不避免的牵带出一整套完全给定的、情性的术语组织，所以，我建议用“虚构”一词进行替换，并做为“城市”词先导。实际上，一旦借用了“虚构”这个词，城市设计就被转换到一个它所不熟悉的语境之中，并开始和一些东西有关。比如，与当代符号学中发展最充分的部分，即叙事分析有关，因为一切形象都是某种叙事的表现。更准确的说，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将符号学做为城市设计探索旅程上的伴侣，对这个领域做现代结构语言学意义上的改造，借用它所提出的一种运作规程，并根据学科的自身的特点，在这种运作规程之外拟定只属建筑学本身的不同细节。尽管我在上篇中已经为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世界的出现做了一些学理背景的准备，也许还不够充分，不过，对于未曾真正理论化过的建筑学科，象能指、所指、意指、本文这些概念仍会给人几许生疏之感。既使在弄清什么是只有建筑才能做的事情之前，匆忙引入这些概念是危险的，我以为，要想回到设计本身、回到城市的事物本身，这个疏异化的过程必须发生。有效的设计不需要与城市中大多数角色在感情上同化，而是需要一种批评的距离，以使人们能够反省和理解自己的处境。 我希望一门由“虚构”一词引发的，要求人们为城市事物的能指和所指命名的形式化的城市设计活动会令人信服的剥离下粘附在各种城市活动中的意识形态内容。但是，一套新词汇的意义，首先在于迫使人们密切注视习以为常的事物，并阐明确信无疑的道理：为运用新术语和新方法步骤，人们必须对熟知的惯习重新思考。...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在现代建筑中，“功能主义”是最遭批判的焦点，但“功能”概念不同。建筑师和艺术家、科学家’或哲学家相似，都有一个如何在前辈的工作模式中继续工作的问题，他不可避免的继承了一个争议从生，充满玄疑的概念系统。尽管批判“功能主义”，但很少有建筑师当下不把“功能”做为一个重要因素来考虑。不过，我要说的是，“功能”这个概念在现代建筑中的意义远未得到充分理解，它比我们想的更加重要，做为现代建筑中主导性的概念，围绕着它，我们早已生活在一个和十九世纪全然不同的概念世界中。 最重要的是，“功能”概念真正开启了对建筑的一种“非历史”的理解，尽管它的革命性由于未被充分的理论化，因为主导的理论概念过于贫乏而没有被坚持。不过，我坚持认为，现代运动好象是建筑的“品质跃升”，包括在“功能”这类仍被广泛使用，但在理论上遭受贬弃的概念，其中所有的正面价值必须重估。就城市设计而言，反省“功能”也是决定性的，围绕着“功能”这个概念，现代建筑曾经开启了一个体认建筑语言内部自足体的机会，但是，“功能城市”这个概念过于狭隘，这不能只靠扩大“功能”定义的范围或增加它的内容复杂度来解决。 在这一点上，我同意罗西的见解： 建筑不应该被约简成是完全受都市脉络所限制，由于不同的规模便产生新的意义；相反地城市建筑的意义在于每个单独的计划里以及如何成为都市人为事实的方式上。...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这个问题首先需要从社会学角度说明，在这一方面，我想无人会对罗西关于城市基本上是一种社会性建筑行为这一提法提出疑问。但是，罗西的城市社会学，即特别受法国十七、十八世纪理性社会学派影响的理念，首先是与一种相对主义有联系的，它极其重视社会结构内在的比较研究，并且关心由自然与文化所表现的对立，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等问题。这一比较研究特别与人种学、文化人类学、语言，社会学和人种语言学有关，这里特别应当一提的有：杜克海姆、毛斯、狄卡、波艾特、米利契亚、瑞特克理夫、拉文顿、夏宝、盖特梅·戴·昆西、季特以及马利诺夫斯基（均是罗西《城市建筑》一书中涉及的法国社会学者）。从1935年到1939年在巴西圣保罗大学主持社会学讲座的列维·斯特劳斯也在此列。 与传统西方受唯心主义哲学影响，以抽象思辩的方式，在“一般”意义上谈论社会及伦理逻辑的做法不同的，所有上述作家的出发点都不是有关“一般”社会结构、“一般”社会生活意义，和“一般”文化的社会学和人种学的直观常识，而是他们对特殊社会结构分支的各自具体的研究。罗西的城市研究可以说秉承了这种真正现实性的学风，这从他把研究范围限制在对欧洲古代城市上就可以看出来。同时，他在研究的开始，就把肤浅的现代功能主义这一颇具社会学色彩的城市理念做为批判的对象，在上述作家中，功能主义是特别和马林诺夫斯基的人类学研究有关的，不过首先应该指出的是，相对而言，即使最经验的马林诺夫斯基，他的研究也是非常具体的，这和中国学者那种喜欢作“一般”性的大框架研究的学风相当不同。罗西对功能主义的基本看法是：城市设计的研究首先是关于城市认同、场所、记忆与设计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由潜存的城市人类事实的结构与组织所支配，他说道： 想利用功能观点解释都市人为事实的研究方法将无法理解都市人为事实的结构与组织：……我们将可看到一些城市人为事实的功能随着时代而改变，有些甚至根本没有特定的功能。因此，本书的主要论点之一便是强调建筑（类型化的）在城市研究中的重要性，否定以功能的观点对城市人为事实的解释。这种解释不仅含糊不清，同时也阻碍了思考：使得对（城市）建筑世界的造型分析与认识其真正的法则受到阻挠。……我并不反对功能概念最原始的定义，……本书所要摈弃的是，毫无科学根据的肤浅的功能主义，即认为功能主导造型并且是构成城市人为事实与建筑的主要因素。此种功能概念系源于生理学，将造型视为像器官一样，其组织、发展都与功能密切相关，功能的改变将形成造型的变化。功能主义与有机主义这两股充塞于现代建筑中的主要思潮所具有的同样思想根源正是造成他们的弱点及暖昧性的原因所在。如此一来造型形成的复杂因素乃受到漠视：功能主义将类型简化成只是平面布局上的图案，交通路线的网络，另一方面有机主义则完全否定了建筑的自律性价值。如此一来便无法分析美学意图与需求特性：这正是主宰着城市人为事实并决定其复杂结构的因素。 在罗西的分析之外，我们还应加上另外二股充塞于现代建筑思潮的思想根源，一是历史意识，一是人本主义，在人文科学中，它们是紧密相关的。历史意识指那种关于人在历史中进化的意识。它具有从低到高的特点，随着这种进化在人的思想与社会功能上的演变，城市与建筑也必须随时代而进步，这种进步的功因即在于环境变化的逼迫，这种主要取自达尔文的思想的危险在于，它忘记了达尔文描述的生物界的进化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时间单位是以十万年记数，同时，生物的进化，是一种合目的进化，进化的成功取决于生物组织结构的转换性、自调性以及相对稳定性，否则就根本不会有物种的存在；对人本主义的强调则突出反映在对革新的狂热上，人的因素被视为社会变革的中心，也是历史的中心，进步就意味着不断打碎社会结构的平衡，清除传统因素的制约，并不受自然力量的左右，而真正的社会变革必然是结构与功能整体性的，一次性的变革，换句话说，变革不仅仅是改朝换代而已。功能主义、有机主义、历史意识、人本主义这四股思潮，大大影响了现代建筑，按罗西的见解：“尤其在城市地理学方面所受影响最为厉害”，而对科学神话的崇拜则贯穿在所有这种思潮中，加大了城市瓦解的强度。在现代城市全面破碎，无情扩张的危机中，强调与自然结合，有机发展，保护生态以及可持续性，可以看做是对上述思潮的反拨。我们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这些新的思路，仍然需要从城市人为事实的结构与组织方面去相对性的考察与了解，在这一点上，我认为，罗西的城市理论至今仍是有理论价值的。首先，以为城市的构成是有机的，所以是自然的这种看法，是典型的伪科学的谬误，认为古代中国城市，特别是小城镇是自然的，有机的构成，这类看法在国内学界至今盛行，并归结为所谓的“天人合一”论，我想说的是，你在全世界古往今来的城市中都找不到一个自然城市的例子，因为城市的源起即在于“人工造物”。尽管马林诺夫斯基可以说是现代人文科学中功能主义的始作俑者，但却最清楚的论及这个“人造物”问题，将住屋视为人工制品。而列维·斯特劳斯尽管被科学界视为马林诺夫斯基的对立面，但在人类社会的人造性这个问题上，却与马氏站在同一立场。列维·斯特劳斯所研究的人类学被称作文化人类学或人种学，研究的对象是土族部落生活中的制度、惯例、习俗、信仰等方面。他的人类学研究工作也可以大体分为两个部分：亲族关系研究和图腾分类研究。他认为，亲族关系和婚姻制度应当看作一种语言。...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如果说现象学是第一种试图开辟专属于人文科学的研究思路的现代哲学，它派生出的哲学运动大致有二个：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二次大战前后，存在主义摆脱了先师胡塞尔“现象学客观描述”的羁绊，使哲学在非理性主义的旷野上恣奔；而拘泥于“章句之学”的逻辑经验主义的分析学派在科学精神的借口下欲弃“大道”而不顾，结构主义就是在这种对立精神相互冲突的背景前逐渐酝酿形成的。与存在围绕着具体的“个人”展开的讨论不同，结构主义者普遍认为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是极有用的，它本身既是一个只能间接加以认识的结构系统，又是一个产生或支配其它结构的源泉。无意识甚至不能说是具体的、属于个人心理的东西，而是切个人共同的受其支配的共同性的神秘实体，即不可直接观察到的东西。但是，正如雅克·拉康的论断：“潜意识的结构如同语言”，潜意识是可以借助语言学模式考察的对象。例如，罗西关于建立在“集体记忆”基础上的城市建筑“类型”，其研究实际上就是对潜意识的研究，而语言结构，可以说是经过分解而可以外显的潜意识的规则，我们有理由说，结构主义是旨在克服现代世界价值危机的一次新的尝试，它试图兼采“唯理”与“非理”两者之长，而去其所短，以便使情绪与理智在一种新的模型中“压合”起来，实际上，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勒早在法国结构主义之前就说过：“符号的作用是实现感情与理性以及自然与文化的综合，从而扩大客观描述范围”。福柯注意到，与关心某些开放系统的区别——不关心匀称，而关心那种构成人类活动史的冲突的动力学的语言研究相比，对个人存在的强调，其本身乃是一种抽象、一种意识形态。“所有这些内心的呼声，这些对人及人的存在提出的要求，都是抽象的，也就是与科学技术世界割裂的，后者毕竟是我们的实在世界……。”福柯并非赞成一种“脱离价值”的研究，例如，他把进行独立于意识形态和独立于使人们归附特殊价值的机制的综合看成是自己的任务。“然而我们力求把人和他的科学，他的发现和他的具体世界结合起来”。对于结构主义这种特殊的整体论方法，布洛克曼这样总结道：“结构主义于是可被列入那一类现代科学方法之中，它们并不蔑视或低估理性事物，然而却容纳科学地加以考察的非理性事物。于是，与维特根斯坦关于神秘事物的论述（这些论述只有教条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才会视而不见）的类似处，就不言而喻了。《逻辑哲学论》第6.44条说：“神秘的不是世界是得怎样的（如何解释的），而是它是这样的。”第6.522条：“确实有不能讲述的东西。它们自己显示出来；这就是神秘的东西”。对人也是一样。列维·斯特劳斯谈到历史意识的黄金时代的结束，谈到一个无人与始也将无人与终的世界。同样，福柯把人看作仅仅是两世纪前的一种创造物，一块在我们一般知识领域中的不平之地，一旦我们的知识找到了一种新形式，它就会消失”。不过我们仍要追问，不管怎样，结构主义强调对世界的认识主要是关于形式而非实质的问题，虽然前文中，罗兰·巴尔特已经给出了一个关于“形式”的严谨定义，它是认识论性质的，而肯定不是什么样式的构图手法，或者说，表面装饰性的，毋宁说，“形式”首先是观念性的，但是，习惯于常识思考的我们，总是把研究与实践的意义，即“价值问题”与内容和功能联系起来，而不是与形式联系起来，我们在城市设计中，要么受意识形态左右，要么把设计归附于某些被现实认可的特殊价值，如果说，“形式”的机制超越这两者，那它还会有什么现实性的价值？尽管罗西强调，城市是既为生活的宜居，也是为美感建造，但他强调城市形式面的“类型”研究是否只是局限在城市美学方面的研究呢？
13.结构语言模式是中性的吗?它所声称的与现实的类似性是真实的吗?它是严格的、形式的唯理论吗?形式是否也担负着某种社会责任?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在对城市的读解中，理论模式的重要性，通过比较罗西的城市建筑理论与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论就可以清楚的看出来，基本上，我对林奇的理论抱一种批判的态度，但这并不妨碍我认同他在理论上的贡献，在强调从城市的现实出发，而不是从理论教条以及科学神话出发这一点上，罗西与林奇是一致的，在研究中，这一点的重要性，在当下城市设计实践中，只要看一下那种粗鲁的建造方式的广泛性，就可以体会。林奇理论的另一重要性，在于强调意向性建构在城市研究中的根本作用，试图以一种更科学的概念系统改善“城市形态”这种对象在实践中难以运作的弱点。与之类似，罗西提出：“集体性记忆”在城市构成中的根本作用，这可以看作是意向性，的另一种说法。但是，造成罗西与林奇在理论上的区别的，首先即在于这个“意向性”概念。 法国学者保东区别了二类意向性概念，一类是其中结构概念使用在意向性上，这主要对城市构成一种意义性的解释作用，而另一类是其中结构概念使用在效果上，它所起的作用主要是构成性的。第一类意向性用法的例子在哲学、社会学、格式塔心理学等学科中都可以看到，它让人想起有机体构成，并且事先在有结构和无结构的群体之间做了区分，林奇的理论大致属于此类，他对研究者现场体验的强调可以与法国现象学家梅罗·庞蒂的身体性结构分析做比较，身体性（Corporeslity）是梅罗·庞带在其《知觉现象学》中的基本概念，大意是：个人自己的身体首先是世界种种透视景的焦点，而每一透视景都关涉到其它可能的透视景，这些透视景与我们注视他人身体时所意识到的其他人的透视景相吻合。他说：“正是我的身体觉察到了他人的身体，并且发现了存在着某种好象我们自身意向奇迹般的延长了似的东西……，所以正如我身体的各部分共同构成了一个系统一样，他人，身体与我的身体也是一个单一的整体，是同一现象的正面和反面……。”上述这段话一定让很多人联想起戈登·卡伦著作中那些关于意大利古城的可爱的透视草图（见卡伦著《城镇景观》），让人意识到，透视首先不是建筑的表现手段，而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手段，总带着一个出自认识主体的焦点，不过，卡伦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那些透视草图带有某种互相关涉的性质，似乎是个人意向往他人的延长，因为他总是明白透视为观察预先确定了一个中心，即观察者，所以他通过在城市内部不停的变动位置，使这个中心不再是预先确定的，它在城市由建筑构成的上下文中不停改变，作为系统的一个先前的部分，它本身加入系统之中，正是通过这种有趣的方式，卡伦的透视可以说不是关于建筑单体研究的透视，而是关于上下文语境的城市设计的透视，单体建筑往往是不完整的被纳入景框，整幅透视图则优美且富于诗意。但是，这种方法也极易误导建筑师，很多受林奇影响的人都试图在城市中把卡伦关于上下文的透视图象组织在一幢建筑上，高低错落，丰富有加，建筑师所没有注意到的是，卡伦透视中的每一幢建筑，仔细斟别，往往都简单质朴。同样，林奇的研究尽管把对建筑的单体研究扩大到上下文语境，但仍然停留在经验样式上，过于表面化，它看似与现实吻合、也易于模仿的性质误导了更多建筑师：至于林奇试图给“城市形态”赋予一套科学的系统概念，使之更理性化、更能用于实践的方式，则可以与卡尔纳普的世界逻辑构造的概念相比较，“世界的逻辑构造”是卡尔纳普于1928年发表的一本书的书名，他打算依据怀特海与罗素所著《数学原理》的精神将经验概念的全部领域纳入一个推导关系系统。他称此系统为经验概念的“构成系统”，其中一切概念都需由基本概念构成。现象客体的构成完成后就进行较高层级概念的构成：知觉世界、物理世界、其它心灵的世界和文化客体世界。但后来他本人已对此方案持异议，认为不可能通过定义把一切较复杂的经验概念还原为其它概念（如心理性向和科学理论）。同时，他认为必须放弃这种个人心理基础的原则。可以看出，林奇归纳意向城市五点的理论构造与早期的卡尔纳普相似，而从个人心理出发的原则是现象学与结构主义共同批判的对象，换句话说，林奇也讲结构，但是他的透视最终摆脱不了他个人身体这个焦点，他所说的城市结构不是就其本身，而是在它与群体、有机体、世界和身体性的联系中被考察的。他的结构概念的用法的逻辑形式主要是外在区分性的，外在区分性是他的五点定义的逻辑基础，例如他的“可识别性”概念，而城市的上下文就是使外在区分性成立的必要条件。 如果把罗西的城市理论与林奇的理论相互比较，或者把列维·斯特劳斯或乔姆斯基的分析与梅罗·庞蒂或卡尔纳普的分析加以比较，那么，前者的分析中结构与上下文（content）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运用更加有效。罗西的研究是真正关于城市意向结构本身的研究，他读解城市，用理论去实践城市依据的理论模式，主要是从列维·斯特劳斯那里间接借鉴的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模式。前文说过，罗西采用的是早期模式，即1968年以前的，这一时期的结构主义者主张，结构是万事万物基本的存在方式，尽管每一位结构主义者对结构概念有自己的特殊理解，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结构定义上的整体性、转换性、自调性，而如法国著名解释派哲学家保罗·利科在1960年代初判断的：“我们知道，结构主义是把（结构）语言学模式应用于人类学和一般人文科学”。在共同的方法学原则中，现在我们再一次更具体地指出这个共同特点所包含的两个中心概念，就是“结构”与“记号”。因而结构主义可以说是注意结构与记号问题的研究。让我们看一下法国权威的结构主义研究者F.瓦尔的一句话：“任何学科的任何部分内容均可看做是结构主义研究，只要它坚守能指（signifiant）所指（signifie）型的语言学系统并从这一特殊类型的系统取得其结构”。这是一个很精密的，也是很谨慎的“定义”。他在一句话里指出了两个基本概念，一是由能指与所指所表示的记号概念（因而就是一个索绪尔系统的概念），另一个是结构概念，但却是与前述记号概念相联系的结构。这个“定义”是为了突出法国结构主义的索绪尔语言学的传统，并将其记号和结构（在索绪尔时代的学术术语中又叫做“系统”）作为法国结构主义特点的“公分母”。瓦尔的目的是要提醒“记号”和“结构”在这里主要是“向内看”的，但在考察其外部关系时，索绪尔型的“记号”与“结构”与其它类型的“记号”（如罗西的城市建筑的“类型化造型”）和“结构”（如罗西的结构性的城市人为事实）实际上也处于密切地相互作用之中，因而瓦尔的上述“定 义”是最“窄”的定义。而在法国结构主义研究中，围绕着结构与记号概念组成了一个颇为繁复的概念联系网，其中尤以“记号”概念为重要。我们论述到这里是为了一个在西方通行的双联词“结构主义–符号学”，李幼蒸先生就此论述道：...
11. “城市整体性社会事实”的构成演变与城市结构成分与层次间作用关系为何?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我们前面提过，罗西以“类型”为核心概念的城市设计研究所走的实际上是一条符号学的城市研究道路。而符号学方法的一个主旨就是对研究对象做最大限度的“分解”，切分出不同尺度的各层次单元成分，然后再把它们逐层联结为整体结构，展列这些层次关系就叫作“认识”。但是，真正体现符号学理论特征的是，符号学认为诸单元的联结方式是多元性的，它既反对所谓“线性因果”联结方式（即单元在时间中逐次决定的系列，这是我们在传统城市史中常见的），又反对把公理体系的“假设-演译”法当作唯一最理想的联结命题单元的方法，也就是就反对把自然科学中的归纳法与演译法当作正确推理的唯一方法（这也是传统城市史与现代建筑的城市史都乐于采用的方法）。 符号学认为除了这些“分析理性”的方法外，在人文科学中应特别注意结构式的联结，即结构内单元与单元之间及层次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于是，时间性中的现象也化归为空间关系处理，这就是符号学所提倡的“结构因果性”。事实上，如果我们细读罗西的《城市建筑》，就不难体会到，这些带有浓重的语言学色彩，看似纯属方法论的运作性概念，不仅从研究的起步就影响理论思考的走向，而且它促使我们对城市设计研究的陈述系统的系统性质不得不作一彻底研究，这一过程并非没有产生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后果。一个首先摆在桌面的问题是：符号学排除线性因果观，归纳法以及公理体系的假设-演绎法，但它同样不依赖经验事实与观察，这是否意味着一种变种的唯理论？就像人们认为罗西是理性主义者，而他对“类型”不能轻易改动，其形制带有某种基于集体性记忆的强制性的主张，使他看上去是导致了城市设计研究中的一种严格唯理论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