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为重要的是应当指出，无论是文化人类学结构主义原来的词义、福柯的《人文科学考古》、波普艺术的极端反人文主义或是路易斯·康和他的追随者对新客观性的追索，都坚持同样的理想境界，如果不致引起自相矛盾的论争的话，我们会使用“意识形态”这个词。我们发现这种理想境界完全建立在反历史主义的思想和行动基础上，令人担忧而困惑。如果我们想继续前进，深入现象的本质，不愿为不完善的意识形态所左右，那么我们就不会如此不安了。
欧洲先锋派运动在刚开始形成的时候不就是一场对历史的真正挑战吗?现代艺术难道不只是企图摧毁历史，甚至也摧毁作为历史产物的现代艺术本身吗?如果从这一非常特殊的观点来看，达达派和风格派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对立。
问题不仅如此,路易斯·康已陷入历史提供的素材中，并且过分地使建筑设计非历史化。另一方面，他的新造型主义神秘观试图以救世主式的调解来消弭矛盾和悲剧。如果我们把萨尔克学院生物研究实验和施罗德宅比较一下的话，就会发现路易斯·康的思想体系与新造型主义神秘观之间的差别并没有想象的那样显著。
因此，传统观念中的先锋派反历史主义在超越反历史主义的过程中得到证实，其原因即在于此。巴尔特认为:“神话是反历史的”，如果真是如此，而且神话的欺骗性在于把人为的因素（意识形态的人为性)用“自然”的假面具来遮掩。这正是以新的神话为借口，回避现实的大好时机。受现实约束，就不可能成为时尚和神话，甚至不可能转化为面目一新、严谨而同时充满活力的探索。这样一类探索的目的应当是系统并客观地理解世界、事物、历史和人类习俗。
曼弗雷多·塔夫里 Manfredo Tafuri 《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