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1908)

阿道夫·路斯 Adolf Loos(1870-1933)

尽管如此︱阿道夫·路斯1900-1930年文集

或许对德国人来讲,听到说他们应当放弃自己的文化而采用英国的文·化不是件令人愉悦的事,保加利亚人也不会爱听这个,更不用说中国人了。感情用事在这儿不起作用。对于一些稀里糊涂的人,创建国家风格的呼声落到了服饰、床上用品和夜壶等古怪的方向上。但讲到枪械则是英国样式所向披靡。

对此,德国人能够自我安慰地认为,19世纪英国人强加给世界的是德国人自已的文化。日耳曼文化在不列颠诸岛上完整地保留下来,如同覆盖在苔原冰雪下的猛犸象,如今,重焕活力生机勃勃,正践踏着所有其他文化。在20世纪,将只会有一种文化统领全球。

古时候许多文化能和睦共存。一个千年又一个千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文化的种类不断减少。在15世纪,日耳曼人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并被迫接受了拉丁文化。拉丁文化曾一统整个欧洲直到19世纪。十年前我曾试图描述这两种文化的异同:拉丁文化,是猫的文化;日耳曼文化,是猪的文化。

猪是日耳曼人最主要的驯养动物。它是动物中最干净的,正如同德意志人是欧洲人中最干净的。它也是依赖水的动物。它如此急需用水,因为它必须半天就洗一次澡。干净这一抽象概念应该对任何动物来说都是陌生的,但猪的皮肤渴求湿润。拉丁人和东方人对此无法理解。因此,在他们那儿,猪的地位十分低下而且还被逼——这真是骇人听闻的折磨——在自己的污秽物中进食。犹太人认为它的肉不洁。但在德意志农民那里,猪睡在家里。在所有动物中,猪是最不可舍弃的。它和人一样裸露皮肤。在不允许在人类尸体上操作之前,解剖学家们是在猪的身上研习解剖技术的。

但正如我说过的,拉丁人不这么看。他们认为,猪先弄脏了自己,才要水洗。拉丁文化中有一个谏言说的正是:不要弄脏自己,如此就不需要水来清洗。如果一个德国父亲告诉自己的儿子:“需要每天洗澡的人肯定是个肮脏的讨厌鬼。”这个德国父亲应该深受罗马文化的影响。

拉丁人的文化象征是猫。猫才是真正肮脏的动物。所有动物中它最讨厌水。它花整天的时间把皮毛上累积的尘土舔掉,这是为什么它如此小心翼翼尽量不要沾到尘土。

而代表了日耳曼文化的英国人却总是会弄脏自己。在马厩里,在自己的马上,在田野中,在树林里和牧场上,在群山峻岭间,在他的游艇上。多数事他们都亲力亲为而不转交给雇佣的帮手。他们骑马,而拉丁人让其他人为自己骑马。他们猎狐嬉戏。英国人教会我们攀登我们自己境内的群山,以及做上千件会把自己弄脏的事。但今天,他们仍沿用我们祖先在14世纪的洗澡方式。此外,英格兰文化和苏格兰文化这两种文化在大不列颠并驾齐驱了数千年。相较之下,苏格兰文化更为强悍,因此它更接近于日耳曼文化的理念。英格兰人渐渐被苏格兰人同化。

英格兰人善于农耕,苏格兰人精于畜牧。日耳曼人感到在群山中生活最宜人,他们在那儿能最好地保留自己的本性特色。斯拉夫人把犁引入了

欧洲——在所有日耳曼语系里,“犁”都是一个斯拉夫外来词。犁需要在平原的平坦土地上使用,而站在犁后操作的人需要穿高帮的靴子,这种靴子适于骑乘,但并不是很好走。而日耳曼民族喜好步行。他们穿的是绑带皮鞋’,坐在马背上只需要系一条皮带子即可,但步行时则需要裤子背带。因为骑马的时候不需要用到自己的膝盖和大腿,所以可以将它们包裹在狭窄的筒装里。而行走的时候人需要保持膝盖灵活,因而需要穿宽腿裤,或者,最好是什么都不穿。

在平原上人们需要光滑的衣物,在山里则需要粗糙的衣物。维特的服饰已经绝迹。它还是过于斯拉夫样式了,马裤和马靴,蓝色精致毛料的大衣和骑行帽。这种服饰销声匿迹的原因在于它属于正式着装。它变化为燕尾服,但在文明的世界,没人白天穿燕尾服。然而,直到今天,仍有些德国的教授穿着这身行头去见他的部长,为街头青年们提供了笑料。

但世界惊异于新维特的系带靴子、苏格兰长袜、齐膝短裤和粗毛料的外套。一百年过后,德国教授才会穿上这身去会见大臣,但那时绿蒂则会看到她的维特穿着一条长及腋下的背带阔腿裤。

那时美国工人将会征服世界。

那些穿工装裤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