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园的弗兰克·劳埃德·赖特

节选自《现代建筑细节 The Details of Modern Architecture》

不论海明威是否真的说过奥克帕克到处都是“宽阔的草坪和狭隘的思想”,这句俏皮话确实界定了他的立场。四十年来,他坚称自己讨厌这个地方,并且不止一次从这里逃跑。

——肯尼斯·S·林恩 (Kenneth S. Lynn)

1912年,蒙哥马利·斯凯勒(Montgomery Schuyler)在《建筑纪录》(Architectural Record)上评论了最近出版的瓦斯穆特(Wasmuth)编纂的赖特作品集。虽然总体持赞赏态度,但斯凯勒对赖特细部(details)的缺陷指出了具体的问题:

“这些设计(的作品)的缺陷,每一位富有经验的检查员都会一目了然。埃及人以来的任何建筑艺术流派中,都广泛使用了通过线脚(moldings)来实现对表面或线条的功能性改造——诸如形成基座、强调划分、缓和或强化过渡、标示凸出或凹进。然而,在这里这些几乎荡然无存。那些生硬、未经塑造的过渡给人一种粗糙、不完整、未完成的感觉。这些建筑看起来像是被‘粗略勾勒’出来、等待着完工,而不是已经完工的建筑。”

持这种看法的并非只有斯凯勒一人。C·R·阿什比(C. R. Ashbee)在该书的前言中写道:“细节中有一种贫乏和刻板……在牺牲了温柔以换取完整性的过程中,忽视了那些使建筑变得亲切可爱的小而私密的事物”;而拉塞尔·斯特吉斯(Russell Sturgis)在评论拉金大楼(Larkin Building)时则写道:

“这是一座极其丑陋的建筑。如果单看它的线条和体量,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笨拙的怪物……我们在该建筑中找不到任何那些熟悉的动机、那些对我们而言就是建筑的公认细节。”

在当时听到对赖特的负面批评并不令人意外,但斯凯勒、阿什比和斯特吉斯并非反动派。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属于进步主义批评家,其中斯凯勒和阿什比还是赖的支持者。阿什比是英国工艺美术运动(Arts and Crafts movement)的关键成员。同年,赖特写信给他:“你会把我算作你最热忱的朋友和崇拜者之一。” 1914年,赖特谈到斯凯勒时说:“当我孤身一人在我的领域坚持时,这项事业是无利可图的……不受尊崇且饱受嘲弄;蒙哥马利·斯凯勒是这一规律中唯一的显着例外。” 这三个人都钦佩赖特作品中没有对历史进行字面上的直接引用,但他们三人也都将他严厉的几何线脚细部视为其原本令人赞叹的作品中的瑕疵。

赖特早期批评者的保留意见已被人们遗忘,主要是因为现代主义批评家在他的装饰和线脚的几何简洁性中看到了现代建筑极简主义和抽象主义的起源。毕竟,赖特是“现代设计的先驱”——尽管尼古拉·佩夫斯纳(Nikolaus Pevsner)在描述拉金大楼的内部时,也曾写到“赖特对严厉的角状装饰形式永不满足的渴望”。赖特当时的思想截然不同,因为赖特和他的批评家们都将他作品中独特的细部视为工艺美术运动理想在古典主义理想中的应用。

赖特与古典主义

斯特吉斯在他那篇颇具敌意的拉金大楼评论中,也提到了他认为赖特细部中不足的地方:

“……虽然一切都是从实用角度出发的,但也有一些试图装饰、美化的尝试。然而我们已经看到有理由认为这种尝试失败了。请看右侧(图6.5、6.6)砖柱下方安排的那个奇特基座,它就是被精简到最简单形式的古罗马/阿提卡柱基(attic base),也就是那个熟悉的旧阿提卡柱基,其圆线脚被转回成了这些线脚最初起源时的方边带。”

历史对拉金大楼的评价与斯特吉斯不同,但在这一点上人们不得不承认他是对的。柱基的灵感无疑来自古典主义。

在我们审视1910年以前赖特的作品时,很难不联想起后来发生的事情,特别是赖特后来的成就。在赖特生命的晚年,对他也同样如此。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他离开奥克帕克多年后撰写的,这些著作中对早期建筑的描述,都是为了给其后来的作品确立先例而撰写的。所有这一切都模糊了其早期建筑的一些精妙品质,尤其是细部。1910年后,赖特的细部处理方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在后来的著作中忽略了其早期作品的许多特质。

赖特与工艺美术运动

1908年与赖特会面后,阿什比的妻子珍妮(Janet)在日记中写道:

“劳埃德·赖特是一个奇怪而令人愉快的灵魂,一个激进的原创思想家,作为一名艺术家,他在其建筑中始终如一地贯彻自己的想法,而不去纠结于其中的‘社会学’(‘这会破坏’艺术),他建造了一栋又一栋带有奇特方块、以正方形和长直线作为装饰的建筑。‘机械必须被利用,也必须是美丽的,’他说,‘我们不能拒绝它,我们不能回到过去的条件或方法中去。我们必须利用现有的事物,从显而易见的丑陋中创造一种新的美。’这座建筑的大部分都太怪异了,脱离了一切传统而无法称之为美,而且正方形和几何线条的装饰让我觉得大惊小怪、心神不宁。”

尽管赖特对机器有着进步的看法,但他作为工艺美术运动成员的资历比格林兄弟(Greene brothers)要深厚得多。他是芝加哥工艺美术学会(Chicago Arts and Crafts Society)的创始人之一,也是阿什比的英国国民信托(British National Trust)的通讯秘书。

当他在霍尔馆(Hull House)发表题为《机器的艺术与工艺》(”The Art and Craft of the Machine”)的演讲时,他邀请了几位分包商出席,希望他们能“告诉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帮助他们”。晚年的赖特给人一种印象,即这场强调工业化可能性而非局限性的演讲,与芝加哥工艺美术学会乃至整个工艺美术运动格格不入;然而,该运动的许多成员与他有着共同的同情与共鸣。阿什比在1900年写道:

“他以典型的芝加哥人方式向我掷出手套,谈到工艺美术与机器的创造时说:‘我的上帝,’他说,‘就是机械,未来的艺术将是个人艺术家通过机器的千百种力量表现出来的自我表达,机器做着所有个人工匠无法完成的事情。’……他惊讶地发现我是多么赞同他。”

正如H·艾伦·布鲁克斯(H. Allen Brooks)所指出的,“就英国工艺美术运动而言,赖特的话是绝对革命性的,但在芝加哥,它们是对时代精神的简洁重申”。

奇怪的是,阿什比为瓦斯穆特作品集写的前言并不是特别奉承。除了声称他更喜欢查尔斯·格林(Charles Greene)的作品外,他还对赖特的建筑做出了一些相当批判的评论:

“我见过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建筑,我希望用魔法棒去触摸它们;不是为了改变它们的结构、平面、形式或主体框架,而是为它们披上一层更有生命力、更温柔的细节。”

但阿什比并不是真的希望看到赖特的建筑被修改。他认为它们准确反映了当时建筑工艺的状态。他接着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也不希望看到赖特自己去这样做,因为我相信他做不到;因为这样装点它们意味着需要有一个工艺学派,能够诉说美国亲密的生活,并暗示出我们的英国教堂和乡间别墅从一代代工匠的抚摸中获得的那些宁静、诗意和学识。”

阿什比认为,这种工艺传统的缺乏因机床的存在而雪上加霜:

“事实上,在整个美国,艺术所凭藉的工艺传统已经被机械力量破坏得比我们欧洲更甚,而美国建筑师……还没有找到重建它们、寻找其替代品或重新调整平衡的方法。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功绩在于,他是第一个有意识地表达这一事实、并试图重新调整平衡的美国建筑师。”

赖特与阿什比及工艺美术建筑师们一致认为,机器制造的装饰已经摧毁了真正装饰的手工性质。他在1901年对工艺美术学会的演讲中说道:

“发明机械的目的无非是尽可能模仿早期理想中的木雕,其直接结果就是,任何一件九十九美分的家具,如果没有一些可怕的拙劣手工作品就根本卖不出去,这无异于暗示艺术与工艺已经结合起来,在群众心中将那把老式的手工雕刻椅固定为理想的极至(ne plus ultra)。”

在同一次演讲中,赖特对石材使用的讨论为那些呼吁通过线脚来柔化其细部的批评家(包括斯凯勒和阿什比)提供了回应:

“在石材切割行业中,石材刨床使得在石头上切割出任何给定的线脚表面成为可能,或者能够在该表面上镌刻出精明的大脑所能构思出的任何可爱纹理,并且能够以手工绝无可能做到的方式完成。它在做什么?它给了我们尽可能逼真的手工凿刻模仿,模仿专门为木材设计的线脚,使得数英里毫无意义的线脚腰线、檐口、基座的大量使用成为可能——这种巨人的力量被‘艺术家’所嗤之以鼻,因为它无法呈现由‘手工’的不完美所带来的那种颤动的细腻‘触感’。”

与阿什比一样,赖特认为像拉金大楼那样锐利的直线条装饰在一个缺乏建筑工艺传统、且石材和木材装饰均由机器切割的国家是不可避免的。与阿什比不同的是,他对结果持乐观态度。他认为,机器促进的这种几何简洁性展现了材料的本性,因为雕刻和线脚掩盖了木材和石材的纹理:

“在这方面,你可能会试图模仿古代的手工雕刻,却被原作的工艺和温柔所难倒;或者你可以给气动凿子和动力刨床分配适当的工作,这将意味着一种改变了的风格,意味着控制现代石材建筑中石材使用的理想之精神中心的转移。”

赖特在1901年对理性建筑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学意义上的。随着他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他对细节抽象性质的辩护也随之改变。

赖特、结构理性主义与装饰

阿什比在1911年写道,他描述了他对理性建筑的想法以及他所认为的赖特和其他工艺美术建筑师的想法:

“我们共同守护着真理之灯。我们与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一样坚信,结构应当是不言自明的,铁是为了服务人类而存在的,只是人类必须学会正确地使用它,而不能关于它撒谎或欺骗。”

赖特当然信仰真理之灯,但什么是诚实的建筑,尤其是木构建筑?对哥特式理性主义者来说,诚实意味着结构构件必须是暴露的整体式构件,没有贴面或饰面。而对工艺美术建筑师来说,整体式系统更为可取,但如果装饰系统没有对结构的真实性质进行欺骗,那么采用将真实结构包裹起来的拟似系统(analogous system)也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认为赖特是一位结构理性主义者,因此当我们发现他在1910年以前的作品在结构表达上是“拟似”而非“字面”的时,多少会感到有些惊讶。除了砖砌承重墙外,他早期作品中几乎完全没有暴露的结构构件。虽然可以说马丁住宅(Martin house)和拉金大楼都有外露的混凝土框架,但更准确地描述它们应该是复合式的——即用混凝土包裹并隐藏钢框架的混合体。木材或钢材的外露构件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出现在赖特的作品中。如果我们把这些元素的暴露程度作为结构理性主义或现代主义的标准,那么我们必须认为亨利·拉布鲁斯特(Henri Labrouste)比赖特“现代”得多。

将外露结构等同于理性建筑,将是现代主义的重大谬误之一。也许正是赖特天才的一种体现:如果他也屈服于这一教条,那他也是在极晚的时候才这样做的。讽刺的是,他在这一时期几乎排他性地使用拟似系统,很可能是受到了一位对结构理性主义不如其大多数同代人那么感兴趣的建筑师的影响:路易斯·沙利文(Louis Sullivan)。

赖特和沙利文都将装饰描述为沸腾的、源自材料且融入材料之中的东西,而不是贴在材料表面的东西。沙利文将装饰与其许多传统用途剥离。传统的装饰由线脚组成,如卵形线(ovolo),带有或不带有如蛋箭饰(egg-and-dart)等丰富装饰。这些线脚被用来覆盖接缝、支承悬挑以及缓和过渡。随着沙利文风格的发展,他越来越少将装饰用于这些目的。在沙利文后期的作品中,装饰(特别是陶土装饰)出现在平坦的表面上,要么平滑地流过接缝和转角,要么干脆避开它们。檐口、柱头、踢脚板和皇冠线脚(crown molds)消失了,或者变得极其生硬几何化。

赖特装饰的发展与他同沙利文的关系并行不悖,经历了从模仿到拒绝再到重新接受的过程。他早期(1900年以前)的大部分装饰在形式和风格上都带有沙利文色彩,但早在温斯洛住宅(Winslow house)中,就重新确立了将线脚作为过渡的古典观念(尽管这是对古典装饰的一种高度个人的重新诠释)。在1904年的马丁住宅中,装饰和线脚开始变得“塑性化”(用赖特的术语来说),它们摆脱了接缝、转角和边缘,而这些地方则保留了纯粹甚至冷酷的几何简洁性。在风格上,这种装饰与沙利文截然相反,它是完全几何化的,而沙利文则是对植物抽象而曲折的诠释。然而,在概念和使用方式上,它们是相同的。沙利文对赖特的另一个主要影响是间接地影响了赖特关于结构表达的想法。沙利文对结构(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象征性的)几乎没有兴趣,其作品中外露的结构构件也很罕见,但他确实向赖特传授了以富有表现力的方式包裹结构的思想。

赖特在1901年写道:

“钢框架已被认为是一种简单、真诚地包裹塑性材料的合法基础,这种材料理想化了其用途而没有结构上的矫饰。”

显然,在其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他并不认为暴露结构是表达结构所必需的。

在他的自传中,赖特承认了另外两个影响:维奥莱-勒-迪克的《建筑讲座》(Discourses on Architecture)和欧文·琼斯的《装饰的语法》(Grammar of Ornament)。(后一本书无疑也影响了沙利文。)既然赖特不是那种轻易承认受他人影响的人,他的承认必须被认真对待。但这两个人对装饰及其与结构关系的看法在许多方面是相反的,毫不奇怪,这也对应了赖特装饰中的两种不同倾向。尽管维奥莱-勒-迪克热爱哥特式建筑,但他对线脚的看法却是古典的。他写道,线脚的目的是形成基底、标示高度、定义开口或支承悬挑——简而言之,就是处理接缝和过渡。相比之下,琼斯不喜欢古典主义的这一方面。他写到希腊装饰时说:

“然而,希腊装饰缺少一种应始终伴随装饰的伟大魅力——即象征意义。它是无意义的、纯粹装饰性的、从不具代表性,也很难说具有建设性;因为希腊纪念碑的各种构件呈现的只是设计精美以接受装饰的表面,它们最初是彩绘的,后来既有雕刻也有彩绘。装饰不是结构的一部分,不像埃及那样:它可以被移除,而结构保持不变。在科林斯柱头上,装饰是应用上去的,而不是构筑出来的:埃及柱头则不然;在那里,我们觉得整个柱头就是装饰——移除它的任何一部分都会破坏它。”

相比之下,琼斯认为某些类型的哥特式装饰与结构是不可分割的。正如沙利文一样,赖特经常谈到整体装饰(integral ornament)的概念,即“属于”而非“贴在”材料表面的装饰,在这方面他们重复了琼斯关于装饰必须是建设性的而非附加的要求。

对赖特来说,正如对拉斯金(Ruskin)一样,没有必要暴露(甚至表达)结构。强制性的要求是结构不能以欺骗的方式被包裹。同时,对赖特来说,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他的装饰必须是整体的、有意义的,而不是附加的。因此,当赖特谴责芝加哥艺术博物馆(Art Institute in Chicago)等建筑采用带有传统形式的包层钢框架时,他反对的是这些形式的使用,而不是包层本身;在他早期的作品中,他的意图是开发一套以拟似而非字面方式描述结构的装饰系统。

温斯洛住宅与赫特利住宅

温斯洛住宅是赖特最优秀的建筑之一,但它并不典型。这里使用的许多元素和细节——对称的外立面、居中的入口门、双悬窗(double-hung windows)以及木拱券——并未出现在赖特成熟的草原住宅(Prairie houses)中,并且在许多方面与它们对立。温斯洛住宅采用的是带有砖贴面的木平台框架(wood platform frame),这种建造系统赖特很少再次使用,显然他认为砖包木框架是“不诚实的”。而且,与后来的建筑相比,无论是在室内还是室外,没有任何细节能够表达被隐藏结构的真实性质。温斯洛住宅的细节同样是不典型的,它们字面化地使用了古典元素;然而,它们值得仔细研究,因为草原住宅的抽象细节正是从它们演变而来的。

如果斯特吉斯详细审视温斯洛住宅,他会发现许多令人钦佩的地方。它精准地具备了那些他在赖特成熟作品(特别是拉金大楼)中发现缺少的品质,特别是古典风格的线脚被慷慨地用来“形成基底、强调划分、缓和或强化过渡”以及产生“微妙的光影”。与此同时,赖特已经开始将这些古典细节转变为真正属于他自己的东西。

温斯洛住宅确实与其他草原住宅共享了墙体的基本划分——赖特称之为“语法”。这座建筑坐落在一个突出的基座上,因此“在视觉上和物理上,所有的建筑都立于它们的地基之上”。砖墙随后相对完整地延伸到二层窗台处的水平带饰或腰线(string course),在窗台和屋顶之间形成了一种类似饰带(frieze)的结构。屋顶向外大幅挑出墙面,使饰带和大部分窗户都处于阴影之中。

温斯洛住宅的典型墙体由橙色罗马砖砌成。它的宽度与普通砖相同,但要薄得多;因此,建筑具有强烈的水平强调感。这是我们通常与赖特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技术:连最小的细节都在表达水平性,而不表达垂直性。温斯洛住宅是这一手法的一个独特版本,因为它具有水平扭曲的古典元素。图6.4显示了温斯洛住宅的基座;图4.30显示了鲁琴斯(Lutyens)的《衣冠冢》(Cenotaph)中类似的古典基座。这两种线脚都使用了大的凹线脚——反曲线(cyma recta),并结合了较小的凹四分之一圆线脚,但赖特的线脚被平行于地面进行了拉伸扭曲,从而赋予了基座更大的挑出感和显著的水平强调感。

位于窗下腰线顶部的线脚满足了维奥莱-勒-迪克的第一个和第三个标准——标示高度和支承悬挑,因为不仅线脚檐帽,整个饰带都从砖墙面微微挑出(图6.3)。这里的线脚也是反曲线,但它更小且单独自成一体。在这里我们看到,正如在古典主义中一样,线脚被用来赋予尺度并强调体量。在荷载较大的基部,线脚更大。随着凸线脚变大,通过增加凹四分之一圆线脚,将其“加倍”以创造约翰·贝尔彻(John Belcher)所说的“比例比较——通过增加一个小构件来产生视觉上的更大尺寸”。这种基座细部在古典主义中很常见,但在赖特的作品中却很少见。赫特利住宅(Heurtley house)的基座和窗台腰线细节(图6.32)虽然在尺寸和材料上相似,但被简化为更简单的矩形,其扭曲仅仅是为了创造泛水(wash)和滴水槽(drip)以保护墙体免受水的侵蚀;这就导致了几何上的生硬,正是这种生硬让阿什比和斯特吉斯感到十分不安。线脚的这种消除赋予了赖特后来的建筑一种模棱两可的尺度,使其看起来比实际更大。

温斯洛住宅的线脚与赖特早期的作品以及他与沙利文合作的作品同样不相似。图6.8显示了沙利文亚当斯银行(Adams Bank)的基部细部;图6.4显示了温斯洛住宅的基座。沙利文的线脚(用陶土而非石头制成)很复杂,但没有采用温斯洛住宅中使用的“加倍”效果;它由一个简单的凹四分之一圆组成,同样使建筑的尺度变得有些模棱两可。温斯洛住宅的基座是“加倍的”,但这对我们感知建筑体量的影响相当大,因为反曲线的凸起轮廓描述了重量被传导到地面的过程。沙利文的凹形基座则恰好相反,使亚当斯银行显得不那么厚重。

温斯洛住宅的内部线脚延续了水平扭曲古典主义的主题。图6.30显示了内部的一个典型木基座。图3.60显示了斯坦福·怀特(Stanford White)吉布森住宅(Gibson house)中的类似细节。与外部一样,赖特通过水平扭曲改造了古典线脚。还要注意的是,线脚的底部以小比例重复了室外的石基座,但再次被上方的基座线脚“加倍”,而这又是一个交替的凸面和凹面。这种水平扭曲也可以在温斯洛住宅的其他细节中看到。例如,将玻璃压条(glass stops,图6.30)与麦金(McKim)的大学俱乐部(University Club,图3.16)中的压条进行比较。

与外部石质线脚相比,温斯洛住宅的内部线脚相对于小巧的构件尺寸而言极其复杂。这说明了传统使用线脚的另外两条公理:内部线脚应比外部更精细、更精致,且所有装饰都应与材料相适应。

温斯洛住宅的线脚符合维奥莱-Loc(Viollet-le-Duc)描述的三种基本用途:形成基底(基座)、标示高度(门顶处的画轨)和缓和过渡(皇冠线脚)。然而,维奥莱-勒-迪克写的是石造建筑,而木构建筑中线脚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隐藏材料之间的接缝——特别是那些容易不规则或容易发生移动的接缝。基座线脚的真正目的是为了适应木地板相对于墙壁的移动,而基座顶部线脚的目的是隐藏结束抹灰层的粗糙木靠尺(screed)。

尽管温斯洛住宅的线脚非常优雅,但它们恰恰代表了赖特在《机器的艺术与工艺》中嘲笑的那些做法。难道石基座不是机器生产的“数英里毫无意义的线脚腰线、檐口、基座”的例子吗?木饰面难道不是使用“模仿手工艺图案的木雕”的例子吗?温斯洛住宅中细节的性质与赖特关于装饰与机器关系的观念之间的这种冲突,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赖特在1900年前后细节发生转变的原因。

温斯洛住宅的装饰和线脚几乎没有告诉我们关于结构性质的任何信息,甚至完全具有误导性。门厅内的拱券廊是采用木材执行石造建筑衍生结构形式的一个极好例子。它很难说是“顺应材料本性的”。但建筑真正的结构是木框架,而在内部,这些细节与其说是对结构性质具有误导性,不如说是沉默的。结构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暴露,但也绝没有被表达。与格林兄弟的天花板通过拟似方式描述上方隐藏结构的作法不同,温斯洛住宅的天花板是完全平坦的,周边只有皇冠线脚。即使按他自己的标准,赖特也没有义务去表达结构。但在任何情况下,他在后来的建筑中也很少以这种方式处理天花板,而是选择努力去描述上方的结构而不将其暴露。

赫特利住宅和温斯洛住宅都有基于单一四坡屋顶(hip roof)下简单矩形棱柱的紧凑平面。这在赖特的作品中很罕见;他通常更喜欢十字形平面,特别是当外饰面是砖时。尽管温斯洛住宅使用了砖贴面,赫特利住宅使用了承重砖,但它们的结构系统相似,都采用了标准的平台框架搁栅楼板。例外的是赫特利住宅的起居室,那里需要两个木桁架来支撑大跨度。

赫特利住宅采用了与温斯洛住宅相同的语法,包括基座(stylobate)、直通二层窗户腰线的不间断砖墙身、其上的饰带以及上方的外挑檐口。但在赫特利住宅中,这种语法通过平面的重大改变而变得更加清晰。需要最多光线的房间(起居室和餐厅)位于二楼,而底层主要由服务区组成,因此需要的开口较少。这就增加了饰带中的开口数量,同时减少了基部的开口。

赫特利住宅的基座和勒脚(water table,图6.11)的大小和比例与温斯洛住宅的大致相同,但相似之处仅此而已。赫特利住宅的所有线脚都是带有无断裂平面表面的简单四边形断面。曲线的组合、光线在曲面上的跳跃以及传统线脚的尺度对比都消失了。对简单几何形状的大多数偏离都是出于功能原因。基座的顶部是倾斜的,以便排水。腰线的底部向上倾斜以形成滴水檐。唯一的例外是基座倾斜的面。在这里,根据他的机器工艺信条,赖特利用了机动石材锯所带来的几何精确度。这些元素在材料和工艺真实的意义上是“诚实的”,但它们在现代意义上不能被称为功能性的,因为这两块石头在技术上都不是必不可少的。腰线保护了砖墙的顶部,但它本可以像赖特后来的房子那样用砖砌成,而且基座比实现向地下更厚墙壁过渡所需的实际宽度要大得多。这还不是现代主义的语法,这是抽象古典主义的语法。

在赫特利住宅的墙体构造中可以看到更微妙的古典影响。与鲁琴斯一样,赖特将墙面做成“倾斜”(batters)的,使其在接近地面时明显变厚,从而在视觉上强调了墙体的质量和重量。(赖特在希科克斯和布拉德利住宅中使用了相同的技术。)这里显著的不同之处在于,赖特允许丁砖(headers,即侧转以将墙壁粘合在一起的砖)突出于墙面,从而产生了一系列水平阴影。(赖特也可能是为了表现丁砖的砌合功能。)

赫特利住宅的室内线脚显示了从古典主义到抽象主义的类似转变。相同的基本构件出现在与温斯洛住宅相同的位置,与外部具有相似的关系,但它们再次被简化为近乎矩形的形式。与温斯洛住宅一样,基座线脚用木头以较小的比例复制了室外的石基座,配有泛水和斜面。温斯洛住宅典型的抹灰饰面在相同的位置再次出现;其复杂程度丝毫不减,但它由完整的几何矩形形式组成(图5.32)。在这里,赖特再次利用现代铣床的潜力创造了一系列锋利、连续的正方形。对于木材来说,这些扁平的形状通过允许木纹显露出来,起到了“展现材料本性”的作用。

温斯洛住宅和赫特利住宅室内线脚最显着的区别在于线脚与结构表达的关系。温斯洛住宅的线脚几乎没有告诉我们关于结构性质的任何信息(并且在外部的情况下实际上具有误导性)。在成熟的草原住宅中,赖特利用线脚创造了一个拟似的结构系统——一个描述其所隐藏结构的装饰系统。

赖特《女性家庭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住宅项目的平面图和透视图表明使用了井字梁天花板。这些梁是实木的还是贴面的并不清楚,但在1920年之前赖特作品中出现的梁,极少有真实的、整体的、外露的梁。布拉德利住宅(图6.21)在门厅有下落的梁,但起居室和餐厅的天花板——由石膏和薄木条构成——平行于上方的天花板搁栅。

赫特利住宅的天花板装饰更为复杂,因为这里起居室和餐厅上方没有房间,天花板可以直接伸入阁楼空间。起居室和餐厅的天花板以微缩形式模仿了外面的四坡屋顶。天花板的形状以非常粗略的方式遵循了真实屋顶结构的轮廓,但由于它们有自己的一套独立于屋顶搁栅的椽条来支承石膏,因此很难不将其视为普金(Pugin)所说的“构筑的装饰”。起居室的线脚遵循了四坡屋顶的边缘,但餐厅的天花板具有平行于上方椽条的线脚带,尽管线脚间距比结构搁栅间距大得多。

有趣的是,我们可以注意到赫特利住宅的天花板处理与几年后由格林兄弟建造的甘布尔宅邸(Gamble house)之间的异同。格林兄弟的拟似梁包裹了搁栅的底部,并且与真实结构完全对应(图5.36)。包裹搁栅的柚木板在转角处进行斜接并加键(mitered and splined),这种细节加上柚木不是纹理强烈的木材这一事实,使得人们很容易把这根梁误认为是整体梁。赖特没有那么精确地跟随上方的结构,但每根梁的细节设计都使其不会被误认为整体梁。赖特拟似梁的间距比上方的真实天花板搁栅更宽,且赖特没有将包层的转角斜接,而是允许两个垂直构件延伸到梁的底部以下,从而清楚地表明它由三块木头组成。

类似的细节也用在墙体细节中。图6.29显示了威利斯住宅(Willets house)起居室两扇窗户之间的典型门侧柱(jamb),这与赫特利住宅中的类似。在这里,两根用作支撑屋顶的粗加工木材 $2 \times 4$ 被饰面木材包裹。赖特再次延伸了侧面构件,以阐明这是一个被包裹的而非整体的结构构件。

温斯洛或赫特利住宅中几乎没有什么技术创新。本质上,赖特重新设计了传统外部线脚和内部线脚的系统,并且他以维奥莱-勒-迪克和斯凯勒认为应该使用的方式使用这些元素:覆盖接缝并标示结构主要部分之间的过渡。装饰的这种常规处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建造的常规性质。赖特最具特色的装饰系统将出现在他结构最具创新性的建筑中,尤其是较大的草原住宅。

威利斯住宅

赖特在建筑方面受过的唯一正规教育是在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工程学院,但他从未毕业。晚年时他喜欢说,他在那里呆的时间刚好够他学到一件事:支撑平板或梁的最佳位置不在其两端,而是在距离端部和中心各一半的两个点上。在特定条件(如均布荷载)下,这种结构将使梁中心的弯曲应力最小化;然而,这不一定是建筑经济学的通用公式(图6.34)。该系统的优点在于它允许角落保持开放。赖特从未完全精确地执行过这个想法(他在巴赫住宅和unity temple中做得最接近),但在修改后的形式中,这个原则在较大的草原住宅中非常重要。

图5.6显示了一个简单的单房间平台框架建筑的结构;图6.16和6.17显示了威利斯住宅和马丁住宅中央亭阁最初设计的结构。在典型的平台框架中,搁栅由两个侧墙支撑。放置开口结构上最合乎逻辑的地方是在平行于搁栅的非承重墙的中部。开口可以放在侧面的承重墙中;然而,开口越多,墙壁就越弱。在木框架建筑中,放置开口最困难的地方是在转角处,而转角是结构承受侧向荷载的手段之一。

威利斯住宅的结构是木质和钢质的;马丁住宅的结构是钢质、混凝土和木质的。但这两座房子支撑其屋顶和地板的方式相似。搁栅和椽条不是在其两端跨接,而是在两个中间点得到支撑。支撑手段不同(威利斯住宅中的木桁架和大梁,马丁住宅中的钢梁),但结果相似:檐下有一条不间断的窗户带和一个开放的转角。但这仅发生在二楼;二楼窗台线以下的转角仍然保持坚固。虽然它们不承载屋顶,但它们仍然起到对结构进行侧向支撑的作用。

转角的这种坚固性在马丁住宅中由于其被反转的方式而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掩盖,因此它看起来像是两个独立的墩子而不是一个转角。对赖特来说,这是表达材料本性的另一种手段:

“砖自然会形成转角,而转角很容易用于光影的表现。马丁住宅是一座有组织的砖墩建筑。正是在将砖墩以一种与整体保持节奏关系的组装方式中,砖才最能按照其本性展现出来。”

赖特通常坚持这种对 stucco(抹灰)使用更多盒状体量处理、对砖使用更多墩状形式的规则,但也有显著的例外:盖尔住宅(Gale house),它具有带有 stucco 饰面的平面构图;以及巴顿住宅(Barton house),具有砖砌的盒状构图。

较大住宅日益增加的结构复杂性也反映在装饰和表达上。在没有完全摆脱其古典起源的情况下,赖特的装饰开始呈现出赖特后来描述的塑性(plasticity)品质,他将其视为表达结构连续性的装饰。传统的装饰和线脚在强调接缝和过渡时,强调了这种结构独立性。赖特认为,鉴于钢和混凝土的集成性质,装饰应该强调连续性。他关于这个概念的著作写于草原住宅之后多年,他在那时写道,这个想法在1910年之前并没有得到清晰的形成,至少在口头上是这样。然而,从合一圣殿(Unity Temple,1906)开始,它越来越成为他作品的特征。

赖特从来没有想过暴露这些结构系统中的任何一个,正如沙利文从未想过一样。它们都是他对结构和形式的“血肉”概念的表达——特别是马丁住宅,具有其钢和混凝土梁。装饰和线脚就是赖特所说的“繁盛”(efflorescence),它表达了该结构的本性。

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我们在威利斯住宅的正面上看到了这一点,其中赫特利住宅天花板上使用的拟似结构被应用到了 stucco 外立面上。水平和垂直的木板只是简单地应用到护墙板(sheathing)上,它们仅仅是后面真实墙骨的符号(后者的间距比线脚要密得多)。

外部线脚遵循了一年后设计的赫特利住宅中简化的古典元素模式。赖特在这里尝试了一种变化,将大部分线脚稍微倾斜,以便保留古典线脚中的光影品质,同时不牺牲几何简洁性。基部细节正如赖特在1908年《建筑纪录》文章中所描述的那样。木框架墙被拉入基础墙的内侧,从而创建一个突出的基座(plinth)。由于木墙相对于下方的基础而言较薄,因此在混凝土旁边的 stucco 底部放置了一道平坦的木带。它的唯一目的就是创造视觉过渡。在他的其他草原住宅中,赖特稍微抬高了这一构件,在混凝土基座和线脚之间形成了一个凹槽(图6.27)。在这个细节中很难不看到斯特吉斯所看到的:爱奥尼或科林斯柱头的基座,其两个凸圆面(tori)之间夹着一个凹槽(scotia),底部的那个稍微大一点。赖特没有改变古典装饰的概念甚至具体性质;他只是将其重新设计成抽象形式。

对于二楼窗户下方的腰线线脚,赖特选择了一种比赫特利住宅更字面的古典形状,但他的转化同样是抽象的。在以前的设计中,他曾使用简单的矩形石窗台(如赫特利住宅的砖砌部分)或急剧倾斜的木窗台(如布拉德利住宅或赫特利住宅的 stucco 部分)。在威利斯住宅中,他在窗台正下方引入了一个中间木构件(图6.29),它向后倾斜,从而过渡到下方的平坦线脚。这个构件也是不必要的;它仅用于在视觉上连接窗台和下方的线脚,就像线脚所做的那样。这里的过渡比赫特利住宅要温和得多,尽管它缺乏传统曲线形状所能赋予的光影微妙性。这个细节在底层窗户的窗台和低矮挡土墙的顶部也以相同的形状和尺寸出现。古典比例规则会规定它应该是不同的,特别是在矮墙处。

室内细节延续了通过使用有角线脚模拟古典元素的主题。如果我们比较温斯洛住宅和威利斯住宅室内线脚的主要细节,我们可以看到威利斯线脚是如何近似相同轮廓的;它只是没有使用曲线。这对于背带(backband)和画轨(picture-rail)构件尤其如此。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赖特成熟风格的迹象。例如,玻璃压条是向外凸出而不是向后凹陷的——这是20世纪30年代所有乌索尼亚住宅(Usonian Houses)中使用的细节。

与赫特利住宅一样,威利斯住宅利用线脚创造了一个与其包裹的真实结构相拟似的结构。它要复杂得多,包括假柱以及假梁,并且像许多拟似结构系统一样,它以不同程度的准确性描述了它所包裹的真实结构系统。但线脚设计的差异可以被解释为结构设计差异的反映。

最初,威利斯住宅的起居室的 framing 方式与布拉德利住宅大致相同(图6.17):中心间距16英寸的木搁栅,由两根平齐的大梁(flush girders)支撑,这些大梁通过阁楼中木桁架的钢拉杆悬挂。这个系统证明很难执行,主要是因为二楼必须在底层之前建造,以便安装钢拉杆。然后,结构被更改为图6.18所示的结构,其中与原始设计方向相反的木搁栅由钢梁和钢柱支撑。

描述这种钢木结构的木线脚拟似系统如图6.26和6.28所示。钢梁隐藏在木地板结构内部,但对应于每根钢梁的是一段木质天花板线脚,其本身呈宽翼缘梁(wide flange beam)的形式,尽管它纯粹是装饰性的。钢柱隐藏在墙体结构内部,但它们的位置由一根装饰性木柱标示,尽管这根木柱直接位于木线脚和钢梁的正下方,但它只支撑窗户上方的天花板凹面(soffit)。

赖特在设计拟似梁的细节时与格林兄弟有所不同,这种方式清楚地表明它们既不是结构性的也不是整体式的。餐厅梁的侧面构件在梁底下方垂直延伸(图6.28),起居室梁的底部构件水平延伸——这两种情况都表明这是一个被包裹的而非整体的梁。

这个细节揭示了赖特细节设计的另一个“古典”特征,特别是如果与格林兄弟的类似细节(图5.38)进行比较。格林兄弟允许石膏天花板抵住木梁的侧面,没有过渡也没有线脚。赖特将木头水平延伸并添加了一个典型的背带,因此天花板的每个石膏板都在天花板和梁之间几乎形成了一个框架的木质开口。

为什么赖特不将这两个结构系统合并?他显然不想暴露结构钢构件,但他也面临着与格林兄弟类似的问题:诸如橡木之类的饰面木材只能小块供应。更重要的是,饰面木材必须在施工过程结束时安装,以避免受到风雨和工人的破坏。因此,真实的结构首先上升,而拟似结构最后上升(在屋顶、抹灰等完成后)。

马丁住宅

马丁住宅的设计和建造与拉金大楼几乎同时进行。这解释了它许多非典型的地方,包括使用混凝土和钢复合结构系统。这种系统在住宅建筑中是不寻常的。甚至赖特的房子通常也是用钢和木或纯木建造的。但这也是拉金大楼使用的系统。因此,马丁住宅除其他外,是开发一种适用于大规模和住宅项目的通用建筑系统的一次尝试。

鉴于赖特关于表现与装饰关系的观点,以及被包裹的结构,人们会期望看到不同的装饰系统来对应马丁住宅中不同的建造系统。事实的确如此。这里有几个饰面和装饰系统,它们精确地勾勒出哪些部分是混凝土,哪些部分是木材。这些装饰系统表达了赖特对它们所包裹的结构系统性质的诠释。

也许正是与拉金大楼的紧密联系赋予了马丁住宅其另一个独特的品质:使用结构子系统来确立尺度。通过消除线脚,赖特严重限制了自己建立尺度的能力。在这里,他探索了许多替代方案,特别是使用约翰·萨默森爵士(Sir John Summerson)所说的小建筑物(aedicules)——大建筑物中的小建筑物。

将马丁住宅的主亭阁(图6.16)与威利斯住宅对应的亭阁进行比较。与威利斯住宅一样,马丁住宅使用成对的梁——在本例中是钢梁——在三等分点处支撑天花板搁栅和混凝土板,从而解放了侧墙以容纳更大的开口。但威利斯住宅保持其体量特征,而马丁住宅则发展成了一系列柱墩和楣梁(lintels)。从外部看,马丁住宅的主亭阁似乎由三个独立的结构系统组成(图6.35),最大的是屋顶(由前面的两个大柱墩支撑),次大的是二楼(似乎由两个角柱墩支撑),最小的是看起来支撑楣梁的两小砖柱墩。事实上,这三个系统是相连的,因此它们并没有真正独立行动。例如,两个主要的角柱墩相连以提供侧向力支撑,并在某种程度上所有三对砖柱墩都起到支撑二楼的作用。赖特这里的意图是通过多重“柱式”(orders)尺度来确立尺度,就像帕拉第奥(Palladio)可能使用互锁的巨柱和更小的柱式来确立立面尺度一样。

马丁住宅的外部线脚即使对赖特来说也是严峻而简单的。腰线是简单的矩形,基座也是如此(甚至缺乏其他草原住宅典型的切口和斜面)。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在这里首次使用的外露混凝土线脚。现场浇筑的混凝土不易于做出小型、复杂的形状,但这并没有阻止赖特从1904年的合一圣殿开始尝试现场浇筑装饰。

与赫特利住宅和威利斯住宅中内部线脚以小比例复制外部石质线脚的情况相比,马丁住宅内部的木质线脚比外部严峻的混凝土形式要多样得多、错综复杂得多。这可能是因为大量的内部线脚服务于不同的目的,或者在许多情况下,鉴于所采用结构系统的性质,它们根本没有功能目的。

赖特1910年以前的大多数建筑都有隐藏的或至少部分隐藏的结构系统。威利斯住宅的木框架在内外都抹了灰,赫特利住宅的砖墙和椽条在内部被石膏和线脚隐藏。这是一种分层的、而非整体的建筑系统。赖特后来的许多作品以及现代建筑的大部分在构造上都是整体式的,而马丁住宅、合一圣殿和拉金大楼代表了这种趋势的开始。

马丁住宅的一楼和二楼混凝土是外露的,且支撑墙壁和柱墩的大多数是用罗马砖砌成,与外部相匹配。只有在屋顶处,结构主要用石膏包裹,因为它是用钢和木建造的,因此必须隐藏。根据这两种建造系统,赖特开发了两种类型的线脚。

马丁住宅底层内部有大量的橡木饰面。尽管它符合传统位置,形成基底、标示高度和支承悬挑,但它没有发挥任何功能目的。住宅建筑中线脚的主要用途是覆盖接缝——特别是那些容易出现施工不规则和热胀冷缩的接缝。马丁住宅中出现的接缝(地砖到砖柱墩、砖柱墩到混凝土梁)不需要覆盖物,外部没有此类过渡线脚就证明了这一点。

传统上,基座的材料比上方墙壁的材料更硬,以保护后者免受损害。在砖柱墩上使用橡木基座违背了功能逻辑,因为木材比上方的砖更脆弱。但没有人会争辩说,如果没有这种饰面,马丁住宅会是一座更好的建筑。它起到了赋予内部尺度品质的作用,而赖特后来的许多建筑都缺乏这种品质。这种尺度感的声称不仅归功于不同线脚的组合,还归功于从一个构件到另一个构件的变化。

图6.49-6.52显示了马丁住宅中出现的各种基部细节。这些细节的高度和设计根据位置而变化。二楼线脚比底层短,尽管反曲线线脚大小大致相同。底层砖墙和石膏墙的基座是相同的,只是在石膏墙的基座上增加了典型的木板和背带线脚。与此同时,底层的家具有一个类似但明显更小的基座。这种技术又是对古典主义的抽象,古典主义不仅规定基座的高度应该与墙壁的高度成正比,而且规定通过其设计,它应该在视觉上表现出所承载的更大重量。马丁住宅的家具线脚比墙面线脚小,且反曲线被放大以解释它所承受的更大重量。细节的变化具有解释建筑尺度的额外好处;正如线脚中大曲线和小曲线的组合以及外部大型和小型结构的组合起到确立尺度的作用一样,大型和小型基部细节的组合也是如此。

马丁住宅复杂的天花板线脚描述了它们所包裹的结构。由于结构是传统和现代结构系统的组合——砖石和木材的梁柱系统以及钢和混凝土的框架系统——因此有两种装饰和线脚系统:一种是阐明传统建筑接缝和过渡的系统,另一种是强调现代结构视觉和结构连续性的系统。

柱墩的顶部赋予了传统的皇冠线脚,它与基部细节一起工作,创造了基部、柱身和柱头的古典构图。这条线脚标示了高度、承受了重量并阐明了过渡。在这项构件顶部运行的是一条连续的带饰,让人联想到檐部(entablature),特别是在其使用连续的齿饰带(dentils)方面。赖特有时将这个构件传统地使用(为砖柱形成檐部),有时塑性地使用(描述结构连续性)。

这个檐部细节被用作图书馆和餐厅中下落梁的边缘。它独立于墙壁,尽管它跨接在两个柱墩之间,但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接触柱头。赖特这里的意图是创造一个拟似结构。这些房间的真实结构是支撑混凝土板的钢梁,而这个木檐部通常用于定义钢梁的位置(图6.42、6.44)。

天花板缺乏与墙壁交界处的传统皇冠线脚,且由于上方没有木结构,因此没有拟似的木梁。赖特将线脚应用到混凝土表面,并让它不间断地穿过一些砖柱墩,定义了比下方檐部所描述的更大的区域。图6.47显示了起居室和门厅的视图。天花板线脚通过一个简单的矩形形式将这两个空间结合在一起。与此同时,下方的檐部跨接在壁炉和柱墩之间,将矩形划分为两个房间。这种使用两个重叠图形(罗伯特·文丘里会称之为“既是-又是”的空间模糊性)的做法,如果没有使用不同的线脚来将这些空间定义为图形、作为重叠的完整形状,是不可能的。当赖特放弃使用线脚时,他也放弃了这种空间构图方法,转而使用我们与他后期作品相关的“连续”和“流动”的构图。

在马丁住宅的木框架部分,赖特使用了类似于威利斯住宅的装饰系统。主卧室的天花板不像图书馆那样是完整的表面,而是一系列扁平的木条,用来描述上方的木搁栅和椽条。同样的细节类型贯穿整个二楼,二楼上方也有木结构。这些构件的细节类似于威利斯住宅的拟似梁,但有重要区别。它们没有在天花板边缘结束,而是继续向下延伸到墙面的檐部线脚,且皇冠线脚再次完全省略(图6.41)。这是赖特关于装饰中“塑性”概念的一个例子。

在某些方面,马丁住宅是赖特最具创新的建筑之一。混凝土和钢结构系统、整体墙体结构、设施的集成以及重叠空间图形的使用,在这里比在前后许多草原住宅中都表现得更清晰、更强烈。

马丁住宅中细节的变化——特别是在基座高度上——在赖特的作品中是不典型的。在威利斯住宅中,基座、腰线和窗台细节在整个房子中都是相同的,无论它们与它们所放置的墙壁比例关系如何。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赖特无休止实验的产物。在尝试了新细节后,他经常回到旧细节;例如,在库恩利住宅(Coonley house, 1908)中,他使用了与他八年前设计的布拉德利住宅完全相同的细节。但确立尺度的愿望以及用于实现它的手段在1910年以后越来越不明显。饰面细节的类型和尺寸繁多以及在较大结构中使用子结构的做法再也没有如此系统地重复过。这不是由于对几何抽象的兴趣增加,而是由于对建筑中线脚和装饰规则的重新定义。

罗比住宅

赖特很少在住宅中使用钢和混凝土复合系统;随后具有广泛结构要求的绝大多数草原住宅都是钢和木的。(被希区柯克描述为混凝土的库恩利游戏室,实际上是用结构粘土砖和木材建造的,覆盖着 stucco。)

罗比住宅(Robie house)的结构和细部系统远不如马丁住宅那样教条。这里没有试图开发一个钢和混凝土的通用建筑系统。尽管为了实现其更戏剧化的效果而依赖于钢,但它本质上是承重砖和平台框架的结合,并通过引入钢构件进行了大量修改。

尽管它看起来比马丁住宅简单得多,但罗比住宅在结构上要复杂得多。它缺乏像拉金大楼那样结构与形式之间紧密的对应关系,且许多主要的结构元素是模糊的或隐藏的。与威利斯住宅一样,椽条在其三等分点处得到支撑,就在拉杆梁(collar beam)下方。然而,在建筑物两端支撑这些梁的柱墩几乎完全在建筑物内部,且外部可见的大型角柱墩(图6.62)在结构上其实处于次要地位。

支撑阳台的钢槽钢(channels)如果没有额外的支撑是无法跨越这段距离的。这是通过第二根从壁炉悬挑出来的钢梁在跨中支撑钢槽钢来提供的,但在建筑物的外部表现中甚至没有暗示这一点。最令人不安的是三楼的结构,它与下方结构的交界处处于如此尴尬的位置,以至于它是用木框架上的砖贴面建造的,以减轻其重量,因为下方没有足够的结构来支撑砖石。作为建筑整体,罗比住宅可能比马丁住宅更好,但在结构表达的清晰度上,后者要优越得多。

然而,正是钢框架所带来的可能性赋予了罗比住宅在建筑史上的地位。批评家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它是草原住宅中最好的一座,主要是因为它预示了现代主义的一些特征。对于尼古拉·佩夫斯纳和西格弗里德·吉迪恩(Sigfried Giedion)等批评家来说,像罗比住宅这样的建筑是根据它们是否建立国际式样(International Style)的先例来评估的。无论人们是否同意他们的评估(赖特认为阿弗雷德·库恩利住宅是这一时期最好的房子),人们都必须同意它是他早期房子中最具准现代主义特征的一座,并且它在利用钢材潜力方面做得最多。赫特利住宅和马丁住宅具有小跨度和开口,看起来并没有超出砖木建造的局限性。如果我们不知道它们使用了钢材,我们可能不会轻易猜到。罗比住宅则不然;从巨大的悬挑中可以明显看出存在着砖和木以外的东西。这座房子似乎准确地实现了拉斯金的预测:随着钢作为结构材料的使用,旧的构图规则(基于砖石的局限性)将消失。

在讨论罗比住宅的细节之前,我们应该看看在装饰中起着如此重要作用的模数(module)系统。从1905年前后开始,赖特将他的每座建筑都规划在一个统一、紧密排列的网格上。赖特在1928年撰文指出,网格是基于“材料的本性”。因此,马丁住宅有一个3英尺9英寸的模数(砖),合一圣殿有一个2英尺的模数(混凝土),库恩利住宅有一个4英尺的模数(stucco)。威利斯住宅看起来有一个模数,但实际上没有;例如,起居室的窗户比餐厅的窗户宽1英寸。为马丁住宅选择3英尺9英寸的模数是一个奇怪的选择。4英尺的模数对砖或木来说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它对应于三个16英寸的空间和标准的木材长度,同时也等于六块8英寸的砖或四块12英寸的砖。所使用的3英尺9英寸模数不能被任何建筑材料等分,只能是纯粹审美的选择。(事实上,这座房子的许多部分都偏离了模数,赖特可能是在事后进行合理化解释。)罗比住宅的模数是4英尺0英寸,这很快成为所有直线网格的标准尺寸,无论材料如何。在罗比住宅中,这最清楚地表现在砖柱墩的间距上,但也控制着设计的方方面面,特别是装饰。

罗比住宅的外部线脚甚至比马丁住宅还要简单。在马丁住宅中,水平饰面在尺寸上(如果不是在形状上)根据位置而变化。在罗比住宅中,除了基座是一个简单的矩形外,所有的腰线都是8英寸高。这反映了赖特在罗比住宅中对尺度的否定,这与他在马丁住宅中对尺度的强调形成了对比。

罗比住宅最戏剧性的外部细节之一是主屋顶的铜质天沟(gutter)。赖特的沟渠显示了所有草原住宅细节中最大的变化,也许表明赖特对每种解决方案都不满意。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正是天沟和檐部细节赋予了许多草原住宅其特色。在达娜住宅(Dana house)中,赖特使用了隐藏式天沟和与椽头齐平的博风板(barge board),以创造一个强劲而沉重的屋顶边缘。这个细节与双坡屋顶一起,赋予了达娜住宅在赖特作品中独特的性格。在随后的努力中,赖特试图通过用刀刃般的边缘缩小屋顶的轮廓,使屋顶看起来尽可能的轻盈(图6.58)。在赫特利和威利斯住宅中,屋檐平行于椽条向后倾斜一段距离,椽头被切成一定角度,这两种装置都是为了增加屋顶的视觉轻盈感。天沟是传统天沟的抽象几何版本,也被赋予了锋利的边缘以最小化其轮廓。由于天沟离墙壁太远,落水管(downspouts)呈现出一个视觉问题。这个问题通过消除落水管并让水在尽可能远离墙壁的地方落到地面上而得到了轻松(如果不是专业的话)的解决。在这方面,格林兄弟的细节比赖特的优越。尽管他们使用了同样大的外挑,但他们从未取消落水管。

在他的柱墩平面建筑中,赖特更喜欢保持天花板凹面平行于地面,为不同的柱墩提供统一、平坦的连接表面。在马丁住宅中,赖特保留了三角天沟,并在屋檐尖端后面添加了装饰性线脚,也许觉得基座的厚重需要某种过渡元素。这个解决方案并不完全令人满意,为罗比住宅开发的类型在各方面都更优越。罗比住宅的天沟是一个平坦的铜质海鸥翼状结构,其下侧印有装饰。在仍然充当天沟的同时,它为屋顶提供了纸般薄的边缘。它轻微的“抬升”赋予了屋顶视觉上失重的特征,使其仿佛漂浮在砖柱墩上。

罗比住宅的内部线脚的变化类似于马丁住宅中看到的变体。基部细节从一楼到二楼再到家具各不相同;然而,它的冲击力要小得多,因为罗比住宅缺乏马丁住宅所具有的柱墩、子柱墩和结构中的结构。反曲线再次用于基座(尽管尺寸大大减小且齿饰消失了),但线脚的使用方式有显著的不同。

在早期的草原住宅中,线脚用于过渡和覆盖接缝。因此,墙与地板、墙与天花板以及柱与梁的交界处都是精心雕琢的位置。在罗比住宅中,线脚用于一个主要目的:勾勒结构。线脚的其他用途被消除或最小化。天花板与墙壁交界处没有皇冠线脚,无论是窗户上方还是檐板处。砖壁炉与地板或天花板相交处没有线脚。在马丁住宅中,线脚沿着天花板凹槽的内外角延伸(图6.49、6.50)。罗比住宅的天花板轮廓相似,但角落暴露在外,线脚不间断地穿过天花板的表面和角落。

鉴于装饰的结构基础,马丁住宅和罗比住宅的线脚如此不同也就不足为奇了。马丁住宅是混凝土的,而罗比住宅是木质和钢质的,穿过其天花板的线脚只是早期房子拟似木梁的更复杂版本。但赖特也试图开发一个符合现代结构系统特性的装饰系统。他将这两种效果都称为塑性。在结构上,这个词指的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连续性。在他后来的著作中,赖特将塑性描述为现代材料的表达。在传统的木石建筑中,柱和梁连接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作为独立的结构构件发挥作用。钢或混凝土则不然。赖特正确地将传统的线脚和饰面视为这些接缝的表达,并将它们的消除视为钢和混凝土接缝特性的表达。1910年以前,这个想法的形式不是消除装饰,而是装饰和接缝的独立。用赖特的话来说:

“天花板(可以)因此扩展,通过将它们向下延伸为窗户上方的墙带,甚至为小房间提供了宽敞的头顶空间。通过这种权宜之计,整体感也得到了拓宽和塑性化。因此,围护墙壁和天花板融为一体。塑性的重要元素在这里进入——这对于成功使用机器、现代性的真正表达是不可或缺的。”

正如赖特所承认的那样,赖特在草原住宅中对这一想法的应用在很大程度上是直观的,谈不上严谨。在许多例子中,它是纯粹审美的。

罗比住宅饰面的另一个创新方面是可以称之为反转(inversion)的现象:细节与人们所期望的相反。例如,通常嵌入在扇框背面的平开窗玻璃压条在这里凸显,在窗户周围形成了一个框架。赖特对背带细节也做了同样的处理(图6.33)。在温斯洛和威利斯住宅中,它嵌入在饰面后面。在罗比住宅中,它凸显。赖特以前也这样做过,但从未像这里这样广泛。他将在他后来的作品中重复并扩展这个概念。

罗比住宅的建造似乎相当顺利,令每个人都满意,尽管在建造过程中赖特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和国家,且据说他对施工项目的现状漠不关心并拒绝回答寻求指导的信件。这种成功部分归功于承包商和赖特员工的能力以及客户的同情,但人们也必须记住,罗比住宅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具有技术革命性。在他的织物嵌块砌体(Textile Block)和乌索尼亚(Usonian)系列后来的房屋中,赖特不仅试图改变现代住宅建筑的形式,还试图改变材料和工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将完全拒绝美国房屋建造的典型方法——标准的平台框架和砖石系统,但在罗比住宅中他没有这样做。尽管有大量的钢材和许多技术和建筑创新,但它是用相对传统的方法建造的,具有承重砖墙、木框架楼板和标准气球框架(balloon framing);它将这些系统拉伸到了极限,但没有超出它们。

拉金大楼

赖特在1893年至1910年间完成了上百个项目,其中绝大多数是住宅。他在大规模建筑方面的经验是在阿尔德和沙利文(Alder and Sullivan)事务所获得的。保罗·穆勒(Paul Mueller),拉金大楼的承包商(也许也是工程师),也曾在阿尔德和沙利文工作过。尽管如此,这座建筑与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成熟的办公大楼几乎没有相似之处。它最近的亲戚是拉金公司相邻的混凝土框架工厂,但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其技术系统中的原创创造。与大多数草原住宅不同,拉金大楼没有“顺应这个世界”。日后成为现代建筑理想的集成结构和设施在这里首次被看到。但尽管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它仍然游离于现代建造的发展历程之外(与现代建筑相对立)。这种建造由诸如温赖特大楼(Wainwright Building)这样的芝加哥风格办公楼更准确地代表。

拉金大楼著名的黑白照片在颜色上有些误导。外部的主要材料是肉桂色的砂岩和深红色的砖。在颜色上,它与主要也是红色的温赖特大楼非常相似。这两座建筑之间的第一个主要区别在于它们的结构。拉金大楼拥有集成的结构和表皮(skin);温赖特大楼的表皮由一个完整的结构上自给自足的钢框架支撑。外部广泛的砖石只是一个包层。饰面和结构是独立的。拉金大楼的砖柱墩是结构性的,尽管它们支撑着包裹在混凝土中的成对钢梁。拉金大楼是一个承重砖石结构,其结构和饰面是一体的。这是对材料更有效的利用;然而,由于独立系统和分包商的发展,它并没有发展成为一种更高效的建造方式。

雷纳·班汉姆(Reyner Banham)对拉金大楼中风管和结构的集成进行了广泛的描述。结构的一部分被掏空以容纳服务设施,同时不隐藏结构。垂直分布是通过中空砖井进行的;水平分布在成对钢梁之间的空隙中。这个概念(毫不奇怪)具有明显的有机体暗示。后来的建筑师效仿了这个例子,但与结构一样,趋势一直是朝着独立系统而非集成系统发展。现代办公楼的风管通过核心筒中的竖井垂直分布,并在楼层结构和石膏天花板之间的闷顶(plenum)中水平分布。这个系统在表达上失去了什么,就在效率上赢得了什么,它允许服务设施和结构独立设计和建造。赖特概念的主要优点在于它允许结构保持整体式。结构通过暴露来表达。

赖特谈到拉金大楼时说:

“它是对一种朴素、实用类型的简单、庄严的阐述,具有纯粹的砖墙和简单的石质压顶。”

当然,这不是真的。拉金大楼中有大量没有功能目的的元素,特别是在石雕中。拉塞尔·斯特吉斯在将石质饰面解释为高度抽象的古典柱式时是正确的。柱墩底部的两个矩形带对应于爱奥尼柱式的圆面和凹槽(图6.5、6.6),柱墩顶部的陶土柱头形成了科林斯柱的高度抽象等价物。

1909年,赖特撰写了一篇对斯特吉斯不利评论的回应。在这篇未发表的回应中(出于对刚刚去世的斯特吉斯的尊重),赖特为主导形式特征——特别是缺乏线脚和饰面——进行了辩护,这是他在1901年霍尔馆演讲中所争论的。然而,他在1909年的推理缺乏其早期演讲特征中对工艺和工业的关注。文中提到了美国独特的工业条件,某些细节根据材料的表现得到了辩护,但总体而言,赖特的语气更加抽象、闭塞和纯粹建筑学。核心问题(与斯凯勒和阿什比一样)是,尽管拉金大楼有众多的基座、台基(plinths)、柱头、 architraves(额枋)和檐部,但没有一个是由线脚缓和或过渡的。赖特首先辩称,呼应欧文·琼斯,斯特吉斯建议的传统线脚是附加的而不是整体的,因此是“构筑的装饰”而不是“装饰的构筑”: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远离活生生的建筑风格,主要是因为扎根于建筑师和批评家心中的观念:建筑过去或现在都是通过用装饰线脚和倒角边缘制造一个光影闪烁的织物,将其像多孔膏药涂在酸痛的背上一样应用到结构上。”

尽管拉金大楼缺乏合一圣殿和罗比住宅中发现的装饰“塑性”品质(其中装饰和接缝是分离的),但赖特辩称,线脚和装饰是结构的不必要补充:

“……线脚只是阐明结构元素的手段。线脚在这座结构中所能说明的,用没有它们的方式或用在艺术上必不可少的所有朴素石构层来表达会更好。”

赖特还为缺乏装饰(或丰富饰面)进行了辩护。没有线脚当然也可以有装饰;帝国饭店(Imperial Hotel)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赖特写到拉金大楼时说:

“困扰斯特吉斯先生的不是体量的笨拙组合,而是它们没有通过他必须拥有的‘建筑’考虑手段来进行修改。当形式被修改时,修改应该意味着某些东西。除非你知道修改意味着什么,否则请放过形式……这座建筑坦率地说,‘是一组裸露的、边缘锋利的平行六面体,但彼此有机地、出于审美意图地组合在一起,并且对长期以来顶礼膜拜的迷信——即建筑在于削减它们的边缘或用不相关的感官刺激加载它们的表面——抱有彻底的蔑视。’”

像许多同代人一样,赖特正在寻求一种无风格的建筑,一种没有特定历史联想的建筑。韦布(Webb)和沃西(Voysey)通过一种刻意天真的策略在线脚中避免了风格联想,复制了乡土范例并以一种不成熟的方式使用简单和传统的线脚。赖特通过完全摒弃线脚做了同样的事情。

但赖特为拉金大楼辩护的主导主题是几何的美德——不是因为它是机器的表达,也不是因为它没有历史联想,而是因为它本身就很美:

“我承认我热爱清晰的棱线(arris);我发现立方体是令人安慰的;球体是鼓舞人心的。我可以以各种方式将这些形式结合起来而又不掺假它们——但我爱它们纯洁、强大且未受玷污。”

阿什比、斯凯勒和斯特吉斯的批评一定深深地伤害了赖特,因为在1923年,随着斯特吉斯和斯凯勒早已去世而阿什比多多少少退休,他在对帝国饭店的描述中似乎在回应他们:

“它的结构如此大胆地宣称自己,以至于让习惯于并依恋修改构件的敏感旁观者感到痛苦。我毕生致力于摆脱建筑、社会或生活中的这种权宜之计,以至于我很难意识到这种构件的缺失给敏感的文艺复兴神经带来的冲击,以及这种构件所受到的彻底忽视。”

在他1901年的霍尔馆演讲中,赖特在很大程度上以社会学为由为他的作品中没有线脚进行了辩护。在他1909年对斯特吉斯的回应中,他几乎完全以美学为由为他作品的相同特征进行了辩护,而这种态度的出现与他奥克帕克时期的结束相吻合并非偶然。

结论

当阿什比于1908年回到芝加哥时,他察觉到了变化,包括这座城市的思想气候和赖特的态度:

“那个自负的家伙已经今非昔比了。她不再那么自信,不再完全是她自己。城市的灵魂病了。劳埃德·赖特八年前还充满了火热和信念,……如今已经变得痛苦。他退缩到自己内部了。这是一种陈旧的社会主义的痛苦。”

阿什比对赖特情绪的看法至少部分是正确的。一年后,赖特抛弃了他的家庭和办公室,离开了奥克帕克。

赖特的退缩在多大程度上是其个人生活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是“陈旧社会主义的痛苦”的结果,将永远无法完全被理解。阿什比的短语很奇特;赖特不会喜欢被称为社会主义者,无论是陈旧的还是其他的。阿什比是在赖特身上看到了他对自己对工艺美术运动幻灭感的映衬,还是赖特也分担了这种幻灭感?像许多其他现代主义者一样,赖特认为他的抽象概念是由社会和工业条件证明是正当的,但他也认为抽象在纯粹美学意义上是美德。

赖特确实“退缩到自己内部了”。1910年以前,他是一个怪人;1910年之后,他是一个被放逐者。N·K·史密斯(N. K. Smith)曾写道,赖特离开奥克帕克是因为他失败了:

“十七年来,他一直在努力解决个人与制度之间、自由与忠诚之间、个人与国家之间、音乐与建筑之间的两极张力问题;在此期间,他发明了许多不同的形式,总是在努力在建筑的公共艺术中找到对这种解决方式的充分表达。但他是否在任何单一时刻成功了?……对他来说,在公然反抗法律和习俗的行为中,他似乎正在打破他发现自己被困其中的传统主义陷阱,并为一种新生活扫清道路,而无论这种生活采取什么形式,现在都必须建立在个人自由高于社会顺从的理念之上。”

史密斯指出,许多象征与社会有联系的元素和规划装置(如正式餐厅)在1910年以后赖特的作品中很少见。

这种疏离感也影响了赖特的建造和细部模式。在1910年之前的作品中,赖特更加乐观,并与原样相处的世界达成了和解。他当然是一位改革者,但他还不是社会革命者。他的建筑可能是革命性的,但他当时还没有拒绝美国城市的模式或美国建筑的模式。他希望改变它、改进它,但他没有拒绝它。直到20世纪20年代,在他将自己切断(或被切断)于社会之外后,赖特才试图重塑美国建筑。

赖特1910年以后的建筑在很大程度上是整体式的,且大部分没有饰面,尽管通常有大量的装饰。结构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是外露的,且结构材料和饰面材料之间的区别降到了最低。在他的早期作品中这些都不是真的,早期作品中饰面丰富,结构被隐藏并由包裹它们的系统所描述。赖特将饰面从接缝和过渡中剥离以及他开发适合现代成型技术的木装饰——也许是他最重要的成就——在他的后期作品中消失了。

尽管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作品非常辉煌,但赖特放弃了这种对待建筑的态度多少有些令人遗憾,因为这种态度更接近建造正在发展的方向。赖特20世纪30年代的建造方法和他的形式一样具有革命性。尽管它们像广亩城市计划(Broadacre City Plan)一样具有乌托邦色彩,但它们并不适合它们被使用的社会——而且它们本来就旨在如此。尽管赖特在20世纪20年代将他关于饰面和装饰的许多想法推向了或许是其合乎逻辑的结论,但他放弃了修改标准建筑系统的想法,转而支持全新的系统。尽管如此,在赖特早期作品中,除了为后来阶段的现代主义(包括他自己的现代主义)提供先例之外,还有更多东西等待人们去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