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在今天已不再是新鲜的事物，它们已广泛应用于建筑研究。我们可以立即指明它们在设计分析方面的积极作用。首先，它们为建筑研究提供了科学的基础，它也是这一令人焦虑不安而又变幻莫测时代的客观需要。其次，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提出了一个系统化的任务，目的在于认识那些形成苦恼而又危机四伏的观念体系的现象。这些观念体系正由于日益衰落而变得不可捉摸，失去了它们的意义。
不愿沉溺于徒劳无益的哀诉的批评必须从事基础分析。作为分析方法———一旦意识到这点，而不是作为赶时髦的学说-——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就显示了它们的积极意义。
然而，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也同时显示了危险性，其思想体系掩饰在显然迟疑不前的观念背后。因此，批评应在有依据的历史主义范围内选择并传达它所获得的素材。
如果真像弗朗索瓦·菲雷（Frangois Furet，1927-1997年）所说的那样，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1908-2009)的结构主义对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在于“历史上，人作为客体的结构主义观点渐渐直接取代了人作为上帝的观点。”如果恰当地理解的话，大多数现代艺术已经预见到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达达派、风格派和苏俄构成主义的某些观点到勒·柯布西耶身上都能发现这一变化。当然不能就此断言它意味着人本位论的终结。在这些艺术流派看来，人类相对于他所创造的世界有着新的也更为真实的地位。
曼弗雷多·塔夫里 Manfredo Tafuri 《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