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的城市与布莱希特的戏剧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布莱希特从形式主义的异化概念出发,确立了自己的疏异化概念:有效的戏剧不需要与大多数角色在感情上同化,而是需要一种批评性的距离,以使我们能判断和理解他们的处境。这是直接针对那种现实主义的戏剧观,以及隐含的文学观的,象征主义不过是在上面加上了一些主观想象的泡沫,这些观念并不传统,事实上和古典世界判然有别。布莱希特尖锐的指出,它们不过是资产阶级美学的最后挣扎而已,强调戏剧表演的“自然”,演员的对话故意模仿日常对话,整个舞台空间的调度就是为了抹消戏剧空间的独立存在,所有这些受日常规约拘束的做法如此实用,如此现实,以至观众将会由于情绪的感染和消失了同舞台上表演距离的参与性而随着剧情和演员一起欢笑和落泪。这对大众讨好也麻醉了大众,现实主义的恰恰是最不真实的,真实性只能从批判性的认识而来,这种无处不在的现实主义实际上是一种资产阶级的现代神话,从这种认识出发,布莱希特强化了戏剧语言自身的独立价值,他让演员不是自然的对话,而是象朗诵式的对观众独白,演员并不全体穿自然的服装,有些对话用高音嗽叽喊出,有些直接由大标语式的横幅或立幅挂出,演员因此就可以不说,保持沉默。因此,布莱希特热爱传统的中国戏剧,甚至称自己的戏剧是一种中国戏剧。在他看来,中国戏剧首先是关于戏剧本身的戏剧,这使戏剧和现实保持一种批评性的距离,其中体现了他所主张的疏异化概念,能够导致一种对人的生存之处境的真实理解。现实主义主张的一场戏的参与性,实际上就是人与其日常生活在功能上的无距离的服从性,客观上使它成为神话化的一个情节,现在,正是为了反对这种机制的危险,布莱希特提出了他的疏异化的方法,并且认为,这种批判性的艺术能够从伦理上,从意识形态上发挥教育的效果。

对于象罗兰·巴尔特这样的禀承了形式主义的基本原则的现代结构主义者,并非偶然的对布莱希特发生兴趣,事实上,巴尔特一直希望一门要求人们为能指和所指命名的形式科学会令人信服地显示各种活动的意识形态的内容。但一门新学科或,一套新词汇的意义,首先在于迫使人们密切注视习以为常的事物,并阐明确信无疑的道理:为运用新术语和新方法步骤,人们必须对熟知的习惯重新思考。巴尔特希望克服现代运动在意识形态上主导概念过于薄弱的状况,希望克服仅仅局限于美学内的独断的形式主义,把现代艺术的基本观念发展成一种政治剧的观念。但是,对布莱布特的兴趣,显示巴尔特企图设想的是一种不与简单化的语言与形式观结合在一起的政治剧。

写有《结构主义诗学》、《论解构》等名著的美国学者卡勒尔指出,巴尔特从布莱希特戏剧中看出了三种主要教训:

首先,布莱希特根据认识的,而非情绪的理由来看待戏剧(以及隐含意义上的文学),因此强调了意义的机制。他向一种统一的场面概念挑战,这使巴尔特明白“表达的诸代码彼此可以分离,脱离开这些西方戏剧代码存在其中的紧密的有机环境。”(这是我们在“极少主义”一节中所讨论过的,在我看来,对城市设计来说,也有着一般认识论上的批判意义,并可做为“虚构城市”的基本原则)。“戏剧艺术”的责任与其说是表现现实,不如说是“意指现实”。布景、服装、姿态和舞台调度不应当追求“表现自然”。

其次,戏剧应当探讨记号的任意性,吸引观众对戏剧本身技术性表现的注意,而不是企图将其隐弊起来。这就是巴尔特式的布莱希特疏异化原则。“……应当使台词象一种引用语”(脱离统一场面有机性的语句)。在任何放弃了性格和内在心理状态的戏剧,而采用情景和表层戏剧的剧作艺术中,都有一种非神话化的政治潜力。戏剧就是“我指着我的假面前行”。

第三,“布菜希特肯定着意义,但未充实它”。他的疏异化技巧的目的在于产生“一种意识剧而非行为剧”,或者准确的说,“关于意识的意识,关于主宰舞台的无,意识的意识的戏剧,即布莱希特的戏剧”。促使观从认识问题,但不企图通过宣传手法去提出一种解决办法。

即使这并不真的符合布莱希特的戏剧观,却是巴尔特赞成的文学纲领。我则认为这也是整个现代艺术运动中最具革命性的艺术纳领,是现代建筑暧昧地提出过,却未能坚持的纲领,疏异化的形式主义有一种破除非认识性的现代神话的政治潜力,形式本身有着一种基本的意识形态性,但是,艺术不等于意识形态的宜传,也不等于任何直接的现实表现,文学有一种文学性,戏剧有一种戏剧性,绘画有一种绘画性,电影有一种电影性,建筑有一种建筑性,归结为一句话,其中所运用的语言有一种独立的价值,一种不是关于内容的,而是关于固有形式的价值。这种纲领不应,企图告诉我们事物意味着什么,而应使我们注意意义产生的方式。巴尔特在评述戏剧时用某些基本对比概念维持的语言清楚的表达了这种观点。

表层对深层,外部对内部,轻对重,批判性的距离对感情性的同化,假面对角色,记号对现实,非连续性对连续性,空虚或含混对意义充实,人工性对自然性

当把艺术的形式与政治挂在一起,和一种统一的宣传场面联系在一起的就是一种意义充实甚至泛滥的沉重感。在城市设计中,我们称之为纪念性,巴尔特对布莱希特的诠释引出了一个问题:政治效力可以有一种轻快的风格吗?应该说,如果意识到艺术非解释性的独立价值的话,这种可能性始终存在,但艺术中的政治效力只能是潜在的,不可能通过简单化的语言与形式观去表现,这也是俄国形式主义者一开始就意识到的,斯克洛夫斯基在1923年所发表的声明并非完全出于艺术家的傲慢:“艺术永远是独立于生活的,它的颜色从不反映飘扬在城堡上空旗帜的颜色”。让我们回过头来再次讨论形式主义者运用的“形式”概念,尽管他们一直处于受贬的地位,但却是各艺术流派中对形式概念在理论上认识最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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