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做为归类为小说的文学写作和学院里的城市研究有何关系?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在非常时期,沉默也是一种选择,沈从文在后半生不写小说,童寯在后半生不做建筑,拒绝直接显示了人的自觉,他们的拒绝也是一笔需要深思的遗产。我觉得童寯晚年对江南园林的把玩别具深意,以当时的社会现实看,这种事显然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也谈不上是什么革命举动,童寯不厌其烦的指出园林是一个虚构世界,且细细指出它如何以建筑语言弄虚作假,并且断定,园林的建造未必需要什么专业的建筑学训练,实际上专业建筑师反而难以做出,于是,对我们现代建筑师而言,园林既如禅宗的公案,它不是表现的事物,而是需要思考的事物,它不是可以用几何学进行形式分析的事物,而是十分奇特的建造行为,它不包含任何当今专业分类可以归类的言语,甚至连内心的言语也没有,而童寯正是借此来反抗当时建筑语言的一般性、群体性与道德性,对于我们这些不能超越于语言的凡人来说,我们只能求诸不可能的事来越出语言之外,唯一可做的选择就是对语言,无论是天然语言还是非天然语言,无论是建筑学的理论语言还是设计语言来弄虚作假或者用它们来弄虚作假。虚构就是弄虚作假,我们一向以为它是文学艺术的专利,但是,当我们把建筑学和文学都放在语言结构的天平上时,可以把“虚构”看做是它们共通的在生活世界中的处置原则。于是,经过现代语言学观念改造过的建筑学与文学实际上可,以有一对非常类似的观念定义,罗兰·巴尔特是这样来定义现代文学观念的:“这种有益的弄虚作假,这种躲躲闪闪,这种辉煌的欺骗使我们得以在权势之外来理解语言,在语言永久革命的光辉粲烂之中来理解语言。我愿把这种弄虚作假称做文学。”(见《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座就职讲演》1977)

简单的做法是,把“文学”一词和“建筑学”设想为可以互换的,但是,基于传统的想法,我们总认为无论如何,文学和建筑学是十分不同的东西,我们也许错把指导文学和建筑学的一种更加普通的理念当做文学和建筑学了,通常,我们称这种东西为哲学,但是,讨论思想,让人厌烦,事实上,20世纪最有意思的哲学现象就是哲学思考的任务率先由文学和艺术实践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哲学的死亡,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西方哲学,特别是大陆哲学谈论它的语言学转向,它的结果是,哲学变成了分裂于一系列具体学科的活动,但它们的确具有某种共通的理智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现代语言学的探索。这种现象一方面为一系列从科学到艺术的诸学科建立起一个可能对话的平面,另一方面,帮助各学科反省自己的语言。例如,如何从内部思考文学本身,就成了文学最重要的课题,同样,我们把文学和建筑学,特别是同城市设计中的建筑学实践相互比较,并非象人们想象的那样去交流,而是在不同的道路上共同与语言结构中的权势做斗争,并希望借此来过渡到对建筑学本身的深入思考,而文学使用的天然语言与建筑学所使用的显而易见的非天然语言的表层区别,通过符号学这个活动场所,可以相互转换,这就是我们甚至可以不加区别的使用能指、所指、意指、本文、建筑学、文学、设计甚至写作这些词的原因。

实际上,我们正在讨论的是建筑学研究中的语言学转向。和文学的相关思考的重要性还在于,无论是我们下面将谈及的俄国形式主义,以及随后的结构主义、现象哲学、以及后结构主义或者解构主义的理论活动,都以文学的美学做为最明显的出发点和实践场所,在本文做为重要参考书目的《拚贴城市》一书中,作者以两列名单表达了类似的思路:“可以看见,由于没有得到观察,或者被建筑师忽略,长期以来存在着两个独立的但又相互联系着的现代化的公式。这些主宰着建筑师的公式可能被以下这些人描述过:爱弥尔、左拉、威尔士、马列内蒂、格罗皮乌斯、汉斯·梅耶;而另一种公式可能被以下这些人所识别过:毕加索、斯特拉文斯基、艾略特、乔伊斯、也许还有普鲁斯特。由于我们看到还从未作出对这两种传统的非常明确的比较,并且在做了比较之后,我们被一方面的贫匮和另一方面的富饶的不平衡性所吸引住了。我们希望赋予这种比较以某种程度上的对称性。我们倾向于这两个公式有着同样的深度,这样我们带着焦虑问到:是否诚实的匿名者(建筑传统中的一个偶像)严肃的奋斗比起感性直接启发性的成果更加重要?我们问是否会这样:当最坏的东西充满了激昂的热情时,最好的东西就丧失了所有的说服力?”那么,这两种不同的现代公式导致了两种什么样的现代建筑的传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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