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awing is dead. Long live drawing
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的持久影响，以图画书籍、论文和出版物的形式，直到20世纪初期才形成了世界观、叙事风格、形成学术派的图像传统。
上世纪20年代，当托马索·布吉（Tommaso Buzzi）、彼罗·波尔塔卢皮（Piero Portaluppi）、乔瓦尼·穆齐奥（Giovanni Muzio）和吉奥·庞帝（Gio Ponti）完成了他们不可思议的绘图作品时，他们所坚定拥护的基调还是古典文化。
改变的第一个明显标志来自于米兰和罗马的年轻的理性主义者们。他们使用抽象拼贴和混合技术，试图与现代主义欧洲建立起一个对话，虽然看来当时似乎并没有对意大利产生什么过多的影响。此外，Terragni、Persino、Pagano、BBPR、Figini & Pollini、Libera、Mollino和Quaroni等人的油画、素描和图形笔记公开展示出对建立一个由影像构成的现代前卫派和古典主义联系的迫切需要，内容上没有断层，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来表现我们的历史。
随着这个旅程的延续，直到上世纪50年代末期，Mario Ridolfi和卡罗·斯卡帕提出了两个有力的论点来表现图形的完整，在这个过程中每一幅画似乎都是一次不可能完成的尝试，结合了实用主义工艺与包罗万象的设计概念。他们的每个图形作品都体现了最完美的一面，似乎是时代的绝唱一般，摒弃单一内容的设计形式。当建筑办公室的橱柜都充斥了足够的大师画作和管理文件时，Ridolfi和斯卡帕出色生动地构建了对旧日时光和梦想的挽歌，在其中现代性、传统和人类尺度仍然由不再风光无限的古典主义掌控，达到了共存。
绘图已不再仅仅被当作是一种用来记录和控制复杂设计的媒介。相反，它首先成为了一种带有自发性质的审美主体，培养出了属于自身的独特个性，脱离了现实，并且具备了表达设计理论和政治观点的能力。
自那时起，绘图便成为了具有完备的理论和概念体系的一种介质，其尺度、线条和形式作为视觉表现的一种方式（“本身作为一幅图画”）和交叉学科模型融合在一起，成为了一种十分具有发展潜力的工具。
抛开许多年轻的建筑师身上所积攒的政治和语言习惯，在意大利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图画形成了一种横向概念资源，从佛朗哥·普里尼（Franco Purini）到维托利奥·格里高蒂（Vittorio Gregotti）和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超级工作室（Superstudio）和建筑伸缩派（Archizoom），之后的studio 9999、埃托雷·索特萨斯（Ettore Sottsass）和路易吉·佩里金（Luigi Pellegrin）、希奥尔希奥·格拉西（Giorgio Grassi）奇诺·卡内拉（Guido Canella）、赛尔希奥·克罗蒂（Sergio Crotti）、加贝蒂和伊索拉（Gabetti and Isola）、卡洛·艾莫尼诺（Carlo Aymonino）、Gianugo Polesello、保罗·波特菲斯（Paolo Portoghesi）、Gruppo GRAU、马西莫·斯科拉里（Massimo Scolari）、米歇尔卡波利安科（Michele Capobianco）和毛里奇奥·萨克里潘蒂（Maurizio Sacripanti），由于他们具有独特的图形作品创作能力和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影响，这些人顺理成章地集合在了一起。
在共同的理念支持下，2010年，Baukuh、2 A+P/A和Salottobuono事务所联合创立了《San Rocco》杂志，该杂志是意大利首个独立杂志，内容包含收集的一些评论和修改，所选的案例经过了严格和统一的标准。
从都市景观的再自然化到日常物品，涉及范围不断的变化，包括弗朗西斯科·利布里奇（Francesco Librizzi），马蒂尔德·卡萨尼（Matilde Cassani）、卢卡·狄富斯（Luca Diffuse）、Laboratorio Permanente和YellowOffice 设计事务所等所追求的不稳定的发展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