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罗兰巴特的文字和王澍的建筑并置，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碎片。就像王澍经常提起的巴特的一句话“生活是琐碎的，永远是琐碎的，但它居然把我所有语言都吸附进去了。”
他们都有“恋物癖”。他们的眼睛看到的不是“文化”，也不是“地域性”，是一系列让人亲近的“物”。而这些“物”的主体本身也是匿名的。
罗兰巴特肯定清楚，所有解构出来的符号，描述不出一个准确完整的日本；王澍也肯定明白，所有的空间意象、材料做法，都回不去传统的中国或者江南。
我们从中确认的是一个没有起源的复制、没有起因的事件、没有本人的记忆和没有维系的言说。
免除意义是通过一种容易阅读的话语完成的，既不古怪也不熟悉，它什么都像，又什么都不像。
那精心、细致地供人阅读的，正是无可阅读的。
重要的是，艺术是书写性的，而绝不是表达性的。
不是意义，而是图示，所有所指则不可思议地完全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