矶崎新 Arata Isozaki
这个群岛中停泊条画舫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建造了一间小屋，上面有一个小窗口。浅间火山的顶峰窥探着西部的山峦，就像《绢本著色山越阿弥陀图》一样，这就是我根据创作《造物主的形态主义》撰写手稿的地方。
每当我退避回我的小树屋时，我发现他们的这两本书——石涛的《卢华语》和张岱的《陶庵梦忆》——内容实在丰富，足以充满我这个茶室大小的立方体空间。我不会在那里进行冥想这类的文雅活动。我的思绪跟随这两个人回到了明末又来到了清初。当伟大的发生国家动荡，失去控制，改朝换代，这两个人只有让“内心的孤寂和隐蔽”作为避难所。毕竟，当我最终归于尘土时，“建筑”在等候着我。这一小片黑暗是构成是我超亲密空间“超越建筑”的内容。
文人
一个“文人”，或者说是一个“具有艺术和文学修养的人”，他可以是一位鉴赏家、收藏家以及在书法、绘画、十三弦古筝和围棋方面具有专业素养的行家，而不会是在翰林院中任职的一位职业官僚主义者。
“文人”在诗歌和散文上的专长，通过写出来的文字在朋友之间进行交流，属于一种休闲娱乐方面的追求，与任何政府形式的内容没有关系。艺术技巧的高超和熟练并非为一种职业，而是作为一类非职业作为——表现出他们对笔墨纸砚的欣赏和把玩。
书画舫
明代董其昌（1555-1636）称道，“文人之画，以唐代王维为其创始者，”另外他还继续写道：“（王维）不会妒忌米芾的书画舫”。
当高士明院长在2006年组织“黄盒子”展览时，我就被装满了绘画和书法收藏的旅行船的这个想法所吸引。我让一艘小船漂浮停在一条运河上，面朝画廊，以类似一个渔夫可能采用的方式来布置陈列品。书画舫在当代就像是一个在露营车中的可移动画廊。居住于这种情况下而没有一个固定地址，与中国江南水乡的船户的生活类似。
树屋
但是在这个群岛中停泊条画舫是不可能的，群岛的运河已不复存在，更不用说在轻井泽町这个位于海拔1000米以上的地方。
所以我建造了一间小屋，基本上就是两层4个半榻榻米大小（7.5平方米）的立方体。围墙于大约40年前建造，上面有一个小窗口。浅间火山的顶峰窥探着西部的山峦，就像《绢本著色山越阿弥陀图》一样，这就是我根据创作《造物主的形态主义》撰写手稿的地方。
超越建筑
我一直围绕着“思想超越建筑”的主题进行写作，但是即使是作为一名建筑师，文字的范围也是非常有限的；作为一种思维形式，它受到了约束。造物主在东方被理解为上帝。然而，与上帝直接沟通的逻辑在当代已经丢失，就像我们不再能够直率地谈论“文人”。几千年的政治冲突、科学知识的发展和复杂的种族分界是造成我们丧失视野的原因。相反，现在已广为社会所接受的是这样的理念：在给定领域内的专业技能能够支撑一种还算尚可的生活。
事情就是这样，我被人称为建筑师，但是我的思想是完全“超越建筑”的。还有其他专业人士，他们的思想也超越了各自的领域，通过走出自己的学科范畴，他们进行思想交流。老一辈将其称之为聚会或派对。它是一个生发“外部思想”的地方，就像是“文人”在过去曾从事的活动类似。这些集会从来没有被限定在某些专业领域之内，所以他们一定看起来只是在消磨时间。
石涛（1642-1707）出生于朱明皇族，10岁时即遭国破家亡之痛，在他的父亲被判卖国之后，还是一个孩童的他别无选择只能逃到山上，成为了一个和尚并隐居于黄山。石涛以自然为师，从中汲取营养，丰富创作，在此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书法和绘画风格，由此成为了一名“文人”，撰写了《卢华语》来评论绘画。
同样背景的还有明代晚期的张岱（1597 – 1679），他生于绍兴，出身仕宦家庭，早年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好文字，博洽多通，涉猎广泛，在玩赏流连中追求生活的意趣和艺术的诗情；清入关家道中落后避居山中，一生笔耕不辍，老而不衰，颇具审美情趣，著有《陶庵梦忆》，所记大多是亲身经历过的杂事。
这两个人物在中国艺术或文学的历史上几乎并不出名。因为他们心怀“超越思想”，他们被人轻视。董其昌大师在书画舫上制定了关于“文人”的模型，没有人会知道他会如何评价他们的作品，因为他身处于更早的时代。
然而，每当我退避回我的小树屋时，我发现他们的这两本书——石涛的《卢华语》和张岱的《陶庵梦忆》——内容实在丰富，足以充满我这个茶室大小的立方体空间。我不会在那里进行冥想这类的文雅活动。我的思绪跟随这两个人回到了明末又来到了清初。当伟大的发生国家动荡，失去控制，改朝换代，这两个人只有让“内心的孤寂和隐蔽”作为避难所。从朝向西方的小窗口，我把浅间火山比作《山越阿弥陀图》。毕竟，当我最终归于尘土时，“建筑”在等候着我。这一小片黑暗是构成是我超亲密空间“超越建筑”的内容。
